装备制造业的发展历程,同社会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息息相关。不同的时代背景、经济制度,对装备制造业的发展必然产生不同的影响。回顾历史不难发现,适时的鼓励政策会对装备制造业产生积极的影响,落后的、不能与时俱进的政策,则会使装备制造业的发展出现波动。
一、建国前的装备制造业:初具雏形
1.清朝末年:近代装备制造业萌芽
19世纪中期到新中国成立前,中国近代装备制造业逐步由手工业作坊式小生产向使用动力机器的生产方式转变。这一时期装备制造业的发展速度虽远不及建国之后,但其成就也是不应忽视的。
旧中国的装备制造业从军工厂起步
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使中国被迫接受了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设备,与此同时,在官僚体系中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政治派别——洋务派。为了抵御国内动乱和外国侵略,在洋务派的倡导下,中国最早的装备制造业——军事工业出现了。
1862年,(我)中国第一座机械厂——安庆军械所由洋务派代表人曾国藩亲自创建。中国的第一台蒸汽机,便是由安庆军械所于1862年4月制成。随后,安庆军械所又分别于1863年11月制成小火轮,1866年春制成了“黄鹄号”轮船。自此,中国近代工业发展的序幕正式拉开。
到1911年,洋务派相继在上海、南京、福州等地创建了26个制造局(亦称机器局),制造枪、炮、弹药、兵船和修配武器。
在官办企业的倡导下,“重农轻商”的观念逐渐被摒弃,一场以富国富民为主的重商运动被掀起了。洋务派在反思传统“重农抑商”经济观的基础上,提出了以“士商平等”、“商战固本”和“以商立国”为中心的一系列具有反抗传统和外来侵略性质的重商主义思想。
这一时期,洋务派培养出了一批技术人才,引进了一批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对装备制造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但洋务派发动洋务运动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拯救清王朝,维护地主阶级的统治,走的是一条“实业兴国”之路。但是,事实并没有向他们期望的方向发展,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做法,直接导致了后来的失败。甲午战争清政府的惨败,直接标志着洋务运动的破产。
民族装备制造业的兴起
如果说洋务派创办的中国近代工商业,属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维新派的主张下兴起的民族企业,则属于民族资本主义。
由于近代军用工业的兴起,与清政府财力的限制,到19世纪70年代,洋务派开始积极转向经营航运、矿冶、纺织、电讯、铁路等民用企业,期望开辟新的财源。由此,民族资本家经营的民用装备制造业开始兴起。在广州、上海等沿海地区,一些手工作坊开始承接船舶修配业务,随着资金和技术经验的积累,有的作坊逐渐发展为小型机械修造厂,如广州陈联泰机器厂、上海发昌机器厂、天津德泰机器厂等。其中,发昌机器厂是中国近代第一家资本主义工业企业,它的诞生标志着中国民族工业的起步。
到20世纪初,随着国内对机械产品的修造市场需求逐步增加,民营资本经营的装备制造业有了一定的发展,形成了船舶修造、轧花机及缫丝机制造、纺织针织机修配、印刷机制造、机器安装及公用事业修配等专业。到1913年,资本在万元以上的机械企业全国约有7家,其中规模较大的有汉口周恒顺机器厂(武汉汽轮机厂的前身)、上海大隆机器厂、上海求新机器轮船厂、汉口扬子机器厂。
民族资本主义的兴起,同当时的鼓励政策密切相关。1898年之后,维新派起草了涉及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几十道改革方案。1902年到1907年,清政府又陆续公布了多项法规政策,包括《商律》、《公司注册试办章程》、《商会简明章程》、《奖励公司章程》、《华商办理农工商实业爵赏章程及奖牌章程》、《华商办理实业爵赏章程》等。提倡奖励实业,振兴商务,鼓励私人出资兴办企业、交通,保障工商业者权益和提高工商业者地位,促进了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在一系列政策的鼓励下,中国装备制造业取得了初步发展。但是,这些民族资本经营的企业,规模太小,不具有竞争力,又无官僚资本那样的背景,最终只能在夹缝中生存。
2.民国时期:装备制造业初具雏形
民国时期,是中国近代化的曲折发展与民主革命的新曙光初现阶段,新旧交替,各种社会矛盾错综复杂,此时的装备制造业经历了一段曲折的发展历程。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国装备制造业一度出现了繁荣发展期。这一时期工业的发展与北洋政府的政策倾向密切相关,具体内容主要包括:解除了对民间兴办工业企业的限制;对工矿业者采取保护和奖励政策;对新办企业实行保息和补助政策;对民族工业产品及所有原料实行减免捐税政策;劝导创办实业,鼓励利用外资。一系列工业政策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扫除了民族资产阶级从事工业的障碍,改善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投资环境,极大地促进了民族工商业的蓬勃发展,中国民族装备制造业在这一时期大有作为。
在有利的国际环境和北洋政府发展工业政策双重影响下,中国民族资本发展装备制造业进入了一个“黄金时代”。如上海民族资本经营的机械厂由1914年的91家增加到1924年的248家;湖北的机械厂由19家增至33家。一些著名的机电工厂,如钱镛记电器铺(南洋电机厂前身)、上海华通电业机器有限公司(上海华通开关厂前身)等都是这时创办的。日用机器产品制造厂也在这时开始创办。如1915年在烟台创办了中国第一个钟厂——中宝时钟厂;1919年在上海创办了中国最早的缝纫机厂——协昌、润昌缝纫机厂。这一时期,中国机械企业成功仿制、研制了一批机械设备(见附件表2)。
虽然北洋军阀统治后期内战不断,外资也不断排挤,但此时的民族资本主义却表现出了足够的生命力和活力,为装备制造业日后发展奠定基础。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仍然坚持以发展经济为重点,并将沿海沿江地区大量的工矿企业和技术人员转移后方,为在后方发展装备制造业提供了物资条件和比较充足的技术人才市场。内迁的民族资本工厂有包括周恒顺机器厂、顺昌铁工厂等230家;国营厂有10多个兵工厂、航空制造厂、汽车修配厂等,搬迁过程损失严重。除搬迁外,国民党政府在昆明、重庆等地又新建了一批机械厂。
这一时期,由于国际运输断绝,进口锐减,加之战争需要,中国工业的发展主要围绕自力更生、全面备战来发展。从支持持久抗战的需要出发,中国政府加快了发展装备制造业的步伐,集中建立工业企业的地区也从湖南、湖北、江西扩大到四川、云南、贵州、广西、甘肃、青海等省区,很快形成了重庆、川中、广元、昆明、贵阳等11个工业区,使战前中国工业地区分布不平衡、轻重工业结构不合理的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变。
二、建国后的装备制造业:曲折中发展
1.建国到文革:体系基本形成
中国真正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始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现代装备制造业史由此开端。中国现代装备制造业的发展,随着经济体制、国家战略和不同历史时期之不同政策的变迁而起伏。
建国初期的重工业战略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把中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国,建国初期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开始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重工业优先的战略最早体现在《共同纲领》中。此后,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又多次强调重工业的中心地位。1956年4月,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毛泽东强调了重工业优先增长的战略不能动摇。
“一五”时期的装备制造业,主要是在前苏联的援建下起步的,当时的技术及原始生产设备,也几乎都是从前苏联引进的。从苏联分三批引进重点项目总计156个,史称“156项工程”,这些成套设备项目中,重工业占97%。这些项目都是中国装备制造业的基础性、关键性项目和空白项目。这一时期建立很多大型领航企业,包括北京第一机床厂,哈轴、瓦轴、洛轴,太原重机厂,第一汽车制造厂等。
在前苏联全方位的帮助下,中国企业积累了一定的管理、生产及贸易经验,并培训了大批人才,这些都在以后几十年的装备制造业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由此,中国的“一五”计划超额完成,虽然还赶不上发达国家的水平,但装备制造业的发展有力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建设,也因此证明了中国实行的重工业化战略是符合当时国情的。
但碍于条件限制,此次技术引进也存在很大的盲目性,过于模仿苏联模式而忽略了本国制造,无法与国际贸易正常接轨。并且一旦苏联停止援建,国内许多项目也只能中断。
“大跃进”时期违背客观规律的盲目建设
“大跃进”时期,一些高层领导并未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就轻率地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冒进思想导致的结果也很严重。
此时,重工业被提出加快建设步伐,装备制造业就通过各种途径加快发展以作支撑。1958年到1960年,中国产生了多个第一,第一台拖拉机、第一部国产轿车、第一座实验室、第一台内液力传动燃机等等,纷纷试制成功。机床、电站仪表、重型机械、农机、电工电气等产品产量剧增,但质量低劣,可使用率低,造成了资源的极大浪费,这种重量不重质的做法,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被证明是后患无穷的,也是装备制造业自始至终需要冷静思考的问题。
虽然在这一时期,装备制造业完成了一批重大技术创新产品。例如,5万KW成套火电设备、220KV级高压输变电设备、1513m3高炉、每小时3350m3制氧机、3200m石油钻机、跃进牌2.5吨载重汽车、直径80mm×2500mm精密丝杠车床、400mm×560mm双柱坐标镗床等。同时,自行设计制造了1.2万吨自由锻造水压机、1.2万KW双水内冷汽轮发电机、新安江7.25万KW混流式水轮发电机组、1.25万KW冲击式水轮发电机组、135系列柴油机等。但大都在质量上不同程度地存在问题,多数产品的验收、鉴定、完成推迟到“调整时期”甚至以后。
调整时期装备制造业重回健康发展的轨道
大跃进导致的国民经济失调,加上三年自然灾害的到来,是新中国面临的建国以来最困难的一段时期。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召开,针对工业生产建设,会议提出“先生产,后基建;先采掘,后加工;先维修,后制造;先配套,后主机;先质量、品种,后数量”的原则。机械行业围绕自身存在的问题,也进行了大范围“关、停、并、转”的调整,提升了企业的配套能力。这一时期,中国装备制造业发展的主要特点是由一般普通产品向大型、精密产品和一般成套设备过渡。
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国内先后从日、英等国家引进化纤、冶金、石化等方面的成套设备和技术计84项,用汇总额达3亿美元。这些设备的引进提高了这些部门的技术水平和生产能力。
为了制造急需的大型成套设备,中国在引进设备和技术的同时,还通过举办工业展览会、开展技术交流、组织专家出国考察、加强情报资料搜集分析、对样机进行测绘仿制等方式引进和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在此基础上,使用、设计、制造和研究部门之间进行密切合作和协同攻关,设计制造出了包括万吨模锻水压机在内的九大冶金成套设备等一批接近或达到当时世界先进技术水平的成套设备和新产品。
1961年至1965年,仅一机部所属企业就发展新产品8663种,是建国以来发展最好的时期之一。九大设备、炼油设备、高精机床、原子能设备、氮肥设备等一批与世界水平相近的大型关键产品都是这个时期研制成功或快速发展的。
历史的经验教训证明,积极的鼓励政策能够推动装备制造业的快速发展。但是,脱离客观实际的盲目发展,不仅不能够对行业发展起到促进作用,反而会对行业的健康发展产生破坏性影响。
2.文革中的装备制造业:曲折发展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调整时期在工业管理方面刚刚建立的秩序,就受到猛烈的冲击。此次运动不仅是政治和文化动乱,经济上也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据估计在5000亿元以上,这个数字相当于建国30年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80%,超过了建国30年全部固定资产的总和。
在当时的环境下,机械行业相关管理机构几乎处于半瘫痪状态。生产企业管理权限的下放,造成了行业的多层次、多部门管理。在计划经济时期,既没有市场经济的调节,又缺乏统一规划的控制,行业一片混乱,低水平重复建设和低质量生产的问题再现。
汽车行业,由文革前10家工厂猛增至文革期130家,企业普遍规模小,产能低,严重违背了汽车业的规模经济效应;机床行业,由原来全国100多个工厂激增到仅浙江省就有625个,其中大多数工厂生产的是结构落后、质量低劣的产品。大量的基础零配件由于过度强调地区自给率,重复生产问题突出。导致整个装备制造行业的发展质量明显下滑,总产值下降了1/4。
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和冲击,不少行业骨干企业一度濒临倒闭。一些企业甚至展开了激烈的“争权”斗争,损失惨重。
总的来看,文革对装备制造业造成的最根本伤害,主要表现在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率上。权力下放、多头管理必然造成地区分割、盲目生产、重复建设等现象,从而造成了生产资源浪费、产品质量低下、生产效率降低(“三五”计划期间,我国装备制造业的总产值年均增长12.1%,但劳动生产率却年均下滑1.9%)、技术创新不足等危害行业长期健康发展的状况。
三线建设改变了中国装备制造业产业布局
上世纪60年代初期,中国面临国内外部关系紧张的局面,1964年6月6日,毛泽东提出了加快“三线建设”、加强战备的要求。三线建设的范围包括四川(含今重庆)、河北、山西、河南、湖北、湖南、广西、云南、贵州、陕西、青海、甘肃和宁夏13个省及自治区,全部位于中国的中西部地区。
“三线建设”中装备制造业的总投资额为42亿元,建成的装备制造业大中项目共124个。湖北第二汽车制造厂等骨干企业的汽车年产量已占当时全国的三分之一。东方电机厂等重点企业形成了内地电机工业的主要体系。12个重型机器、矿山、起重、压延机械厂使三线地区具有了较强的重型机器设备制造能力。在西北地区初步建成了汉中(机床、工具、轴承)、关中(机床、工具、农机配件)、天水(锻压设备、仪表、低压电器、农机、轴承)、银川(仪表、机床)、西宁(机床、工程机械及内燃机)等一批各具特色的装备制造业集中的城市,当时建成的一些企业至今仍堪称行业的龙头。
虽然三线建设的出发点是备战,但是这一政策客观上改变了中国装备制造业的空间布局。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原有的装备制造业企业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中西部内地基础十分薄弱。这种大规模、方向明确的投资建设,在客观上初步改变了国家工业东西部布局的不合理状况,促进了内地省区的经济和科技文化发展,给以后的西部建设提供了基础条件。
“设备引进潮”加速了装备制造业的能力提升
文革期间,推动中国装备制造业发展的另一股力量,是70年代由政府部门主导的一阵先进设备和技术的引进浪潮。
从1972年起,中国先后同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一系列西方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联名建议引进中国急需的化纤新技术成套设备4套、化肥设备2套及部分关键设备和材料,约需4亿美元。
1973年1月,国家计委提交《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建议今后3~5年内引进43亿美元的成套设备。引进的机械设备主要有杭州汽轮机厂的工业汽轮机,南京汽轮机发电厂的燃气轮机,沈阳鼓风机厂的透平压缩机,三条轴承生产线,炼高级合金钢的精炼炉,汽车刹车用摩擦材料和汽车玻璃等成套项目。并对引进的技术进行了及时学习消化。
这次成套技术设备的引进,对促进装备制造业加快发展,缩短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对建立和发展同西方发达国家的经贸合作关系,以至对后来的对外开放和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合作与竞争,都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本文节选自中工联创(北京)国际装备研究中心《2013装备工业蓝皮书》,敬请访问浏览蓝皮书核心信息和征订渠道)
编辑:吴明
装备制造业品牌顾问与产业研究专家-中工联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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