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实施科研院所转制以来，国内涉及产业范围的、对基础性和共性研究有责任担当的科研机构大大减少了，产品研发的功能多由企业的技术研究中心承担。也就是说，从上世纪末至今的十多年里，产业领域的基础性与共性技术研究如果说还算不上“空白”的话，也是被大大削弱了。尽管，转制前在这方面的工作也并不给力。幸运的是，这种研究缺失并没有影响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装备类产品生产国，尽管从严格意义上说只能算是组装国。或许，这就是问题的实质。

时下，放眼国内装备产业的各个门类，大凡高端产品，如果不是空缺就是模仿或者是组装，基本没有例外。就以挖掘机为例，目前国内已经拥有供应全球市场的生产能力，但核心部件无一不是依赖进口。但是，这种状况之普遍，几乎没有人认为它还算得上是问题。然而，伴随着国内外经济形势的不断变化，转变增长方式对于中国经济包括中国装备产业而言，已经是必须的选项。那么，对于中国装备产业而言，要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向高端挺进，除了解决体制机制方面存在的问题外，技术层面的“跛脚”是否并无大碍呢?或许这本身就应归于机制的范畴。

不过，这的确已经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了。空谈误国。现在，那些有关方面是应该去做些什么呢，如果承认技术“跛脚”确实是阻碍内涵式增长重要因素之一的话。

一、转制过程与效果

中国的科研院所改革最早始于1985年，改革的主要目的是通过鼓励开展以需求为导向的研发活动，促使科研院所与经济活动和产业更紧密地结合。

科研院所被分为三类：基础研究类、社会公益类和技术开发类。1985～1990年期间，政府对技术开发类院所的财政支持逐步减少，迫使其转向市场寻找补充资金。

1995年，政府决定进一步“放开”部分科研院所，允许其转制成为企业。

1998年，政府机构改革后，管理着大量科研院所的10个工业部被撤销，使这项改革的实施进一步加速。

1999～2000年间，376家科研院所正式转制成为企业，其他一些院所虽未正式转制，但也实行了部分或全部自收自支的运作模式。

20世纪90年代末，政府还选择了一批被认为无法自收自支的科研院所进行试点，按“非营利性机构”的机制运行和管理。政府提供经费和设施，但这些院所必须调整结构、分流人员。这一改革始于2001年11月，当时四个部委下属的98家科研院所成为第一批试点单位。第二批试点单位包括九个部委的107家科研院所，于2002年10月开始实施转制。在前两批转制的205家科研院所中，142家被批准“按非营利性机构运行”。

——高新技术企业脱颖而出

转制后的科研院所经过商业化、公司化的运行，一些成功的创新型企业从中脱颖而出。例如，原隶属机械工业部的机械科学研究总院、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上海电缆研究所、上海工业自动化仪表研究院、电信科技研究院等。其中，电信科技研究院成立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是直属邮电部的一家事业单位。1998年，该院成立了第一家旗舰式商业公司——大唐电信，并成功上市。研究院也完成了从研究机构到大唐电信科技产业集团的身份转换。大唐集团目前是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属的一家大型国有企业集团，是中国自己的第三代移动通讯技术开发和商业化运用的带头人。

此外，改制也催生了一批像中联重科、华工激光工程有限公司、湖南博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等为代表的创新能力强、经济效益佳的“明星”企业。

转制对行业科技进步也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一批地方科研院所已成为区域技术创新的重要支撑力量。具体表现为：研发活动重要性不断加强，自主创新能力明显提高，应用性研究及其成果转化优势突出。据科技部统计，2007年，247家中央级转制科研院所共转让技术成果1800余项，受益企业1.5万余家。2004年至2008年期间，中央级转制科研机构完成科研项目数由2004年的4835项，增加至2008年的7497项，总体呈快速增长态势，虽然获国家级科技奖励数量明显减少，由2004年的144项减少至48项，但获行业科技奖励数近三年却逐年递增(见图1)。

图12004-2008年中央级转制科研机构的科研成果

转制后的科研机构竞争力有所提高。2000年约16%的转制科研院所处于亏损状态，2008年下降到8.5%，且亏损额明显减少。从2000年至2008年转制科研院所主要经济指标变动情况可以看出，2008年转制科研院所无论是资产规模、收入、利润水平，还是上缴税金都明显高于2000年(如图2)。

图22000年与2008年转制科研研所主要经济指标对比

——技术研究从转制后失去公益性

转制后科研院所的属性定位不明。转制后科研院所既不是自主经营的企业法人，也不是以公益研究为主的事业单位，既缺失上市公司的法人治理机制，也没有自然资源优势和市场垄断地位。转制后的科研院所直接跟着市场跑，市场需要什么，就研发什么，导致这些科研院所出现市场诱导型的随机性发展方式。市场营销、产品组合、生产过程都是随机的，缺少可以规模化的核心产品，自己传统技术领域的核心地位也逐渐丧失，科研院所的规模很难发展壮大。

研发与收益发生矛盾碰撞。国家实行科研院所改制的初衷是希望科研院所能够承担起企业的共性技术研发功能，让研发更具有实践性和可操作性。但科研院所转企后，国家不再对其进行资金补助，让其自力更生，科研人员的收入分配直接与绩效挂钩，导致科研人员更愿意从事收益高的业务，而无暇顾及无法直接产生效益的技术研究。

政府对共性技术研究的支持力度弱化。据2010年科技部数据显示，当时科研(课题)研究与成果转化(含中试)研究的经费、时间投入之比，国外为1:10，而国内则为1:0.5，相差整整20倍。在美国，除了减免联邦所得税外，政府扶持共性技术研究的另一种主要形式是政府公开招标，交由企业或非营利组织承担。在日本，对很多的行业共性技术研究是给予全额资助的。德国、加拿大、韩国等国家，也是给予行业共性技术研究至少1/3的资助。在这方面，国内与国外反差明显。

二、走向高端的技术制约

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2012年国内装备产业形势严峻，继光伏企业大批倒闭后，风电行业的困境也受到多方关注。据了解，2012年国内风电设备制造企业普遍利润大降，不少企业已濒临停产倒闭。而机床行业提供的数字表明，2012年1-9月，金切机床行业产品销售收入利润率仅为3.6%，同比减少1.8个百分点。调研表明，虽然机床工具市场疲软，但中高档数控机床及相应配套产品未出现明显下滑，非标、个性化产品需求则呈现增长走势。但由于行业内中高档产品竞争力弱、产能结构失衡以及同质化加剧等问题无力解决，使这种需求无法由国内企业供应满足。海关数据显示，2012年1-10月，日本和德国对中国的加工中心出口额同比分别增长了22%和27%。以上情况说明，国产高端机床与国外强手差距明显，多年来，国内企业开发了大量高端新品，但基本处于模仿跟踪的初级阶段，形似神不似，不能满足需求。事实上，在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规模扩张和产品水平、硬件投入与软件建设、产品研发与产业化的关系等方面，长期以来国内企业缺乏正确把握与处理的能力。

1.企业大多“有制造无创造”

尽管装备制造业转型要求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但中国企业大多均未作好充分准备。今天的中国装备产业是少数创新者和大量“有制造无创造”的生产商的集合体。曾经有一项对近30万家中国工业企业进行的调查表明，53%的大型企业、86%的中型企业以及96%的小型企业在2004～2006年期间没有开展持续的研发活动。2011年，中国企业通过《专利合作条约》(PCT)途径提交的国际专利申请量为1.6402万件，其中2826件来自于一家企业(中兴)，而另一家电信企业华为占1831件。除技术创新能力较弱外，中国企业在技术应用和技术改进方面也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尤其是，中国装备制造业的集聚程度并不高，大型领先企业与小型跟随企业在技术和效率方面差距很大。

2.共性技术严重缺失

从概念上说，装备制造业产品具有附加值和技术含量相对较高的特点，这就要求企业除了拥有涉及产品范围的研发中心外，还应有专业的共性技术研究平台。然而，自科研院所转企后，国内原有的共性技术研究队伍不断弱化。科研人员忙于追求短平快效益型的研究项目，而对于需要长期跟踪的共性技术研究项目置之不理，造成共性技术研究队伍缺失严重，从而导致在技术研究方面出现了较大的真空地带。随着国际竞争日益激烈，原始创新能力的提升迫切要求共性技术给力。装备制造业正由大变强，产业转型升级迫在眉睫，产业界对加强共性技术研究的呼声日益高涨，这是保持和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的必然要求，为占国内企业总数99%的中小企业提供公益服务的需求。

3.产业在低端徘徊

中国装备制造业的规模日益扩大，甚至已占据全球首位，但中国并未形成自己的核心研发体系，装备制造业还徘徊在产业价值链的中低端，“打工式”的加工制造地位仍未完全摆脱;核心技术空心化、主机“空壳化”现象日益严重;产品可靠性低，产业链高端缺位;产业体系不健全，相关基础设施、服务体系建设明显滞后。在高端装备领域，80%的集成电路芯片制造装备、40%的大型石化装备、70%的汽车制造关键设备及先进集约化农业装备仍依赖进口。由于中国装备制造业整体技术水平不高，专利技术缺乏，外资往往采取以技术入股、对产品收取专利费等方式谋求行业的丰厚利润，内资企业则只能获取加工装配的低附加值收益。因此，核心技术缺失、技术力量薄弱严重影响国内企业进一步发展提高。

4.单纯的技术引进难以维继

长期以来，中国多采用市场换技术的方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继而通过模仿学习研究出适用于中国企业的生产模式，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承担的角色是制造商和组装商。随着全球经济的高速发展，这种过度依赖资本和资源投入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无法维持下去，知识和创新才是产品和企业获取竞争力的最根本保证。

在世界各国激烈的竞争中，外国政府不断为中国企业设防。2012年10月，美国以威胁国家安全为由，阻碍中国三一集团、华为、中兴在美国的正常经营活动，还曾经宁愿破产也不接受中国企业的救助，就为了保护该国技术不流入中国。此外，美国、印度等国家都对中国输入产品实行严格反倾销政策，拉美国家的钢铁工业也在警惕中国进口。中国正面临着更为严格的技术进口条件和不断减少的可供进口的技术，中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尚弱，更无力应对这样的挑战。

5.发达国家热提“再工业化”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常务副会长朱森第说，原有形态的产业，资源消耗高、环境影响大、效率效益低。金融危机过后，发达国家纷纷提出“再工业化”战略。其“再工业化”不是简单地回到生产型制造的业态，而是集先进技术、设计、服务等为一体的制造业，即通常所说的“高端制造”。

由此看来，中国原有产业形态已面临严重冲击，装备制造业要走向高端就必须要解决技术空洞这块短板。然而，受限于共性研究和基础研究的缺失，中国装备制造业走向高端的步伐异常沉重。因此，如何解决共性技术的缺失问题值得我们去深入探讨。(本文节选自中工联创(北京)国际装备研究中心《2013装备工业蓝皮书》，敬请访问浏览蓝皮书核心信息和征订渠道)

编辑：吴明

装备制造业品牌顾问与产业研究专家-中工联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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