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钢铁、水泥、电解铝、光伏等行业之后，2013年，中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211万辆和2198万辆，产量超出销量13万辆。这是中国汽车行业三年来首度出现供大于求现象。

“如果作为奢侈品的汽车都能产能过剩，下一个沦陷的是谁?”某业界人士叹息道。

本世纪以来，快速工业化的中国开始纠结于稳增长与调结构的双重矛盾中。一方面高经济增长率的保持继续着“中国奇迹”，另一面，三大产业结构问题日益突出。这不仅体现在经济贡献占比，剖析产业内部，产业链低端行业从业比重过高，产业层级低下，产品附加值低，一旦世界经济发生波动，最先一批被传导的往往是中国企业……

更进一步的是，深陷产业结构漩涡的当下中国还面临着经济下行的巨大压力。然而，本届政府已然表态，不会采取短期强刺激政策以救市。这就意味着，市场将成为这场深刻产业变革的最主要主导者。

像刚刚蹒跚学步的孩子，渐渐被松绑的中国产业是否经得起这轮洗牌?同时，比起过往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新一轮变革又将走向何方?

一个半世纪的坎坷之路

事实上，中国的产业之路与工业化进程在历史的大多数时段往往重合在一起。

19世纪60年代，晚清洋务派高喊着“自强求福”，种下了中国近代工业的种子，先后建设成立了江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和天津机器制造局等。外虏压境也使得这颗种子带有鲜明的军事色彩。

此后，政权更迭，战乱不断，民国期间民族工业虽短暂经历过快速发展，但中国的工业设施大多布局在各国租界。

建国后的1953年，中共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中提出“一化、三改造”的方针，并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在苏联援助下，以156个项目为中心，先后施工业项目一万多个，以鞍山钢铁公司为中心的东北工业基地形成了，沿海地区原有的工业基地得到加强，华北和西北也建立了一批新的工业基地，形成中国工业的基本格局。

然而，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中期，尽管工业保持了较高增长速度，但三大产业和轻、重工业之间资源配置和结构状况存在明显缺陷。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着手进行重建和结构纠偏，同步发展轻重工业。轻工业产值占全部工业产值比例连续上升，到1981年该比例首次超过50%。

从1999年开始，中国的产业格局再次发生变化。随着消费结构升级、城市化进程加快、交通和基础设施投资加大，重工业产值占国民经济总量比重再次大幅度提高，中国进入工业化中期。

事实上，从上世纪末开始，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就已频繁见诸中央政府重要文件和经济发展战略中，只不过，在全球经济形式高企的背景下，调整升级对这个已承载“世界工厂”之名十余年的国度多少显得有些不痛不痒。

真正让中国伤筋动骨的，是长期高投资带来的严重产能过剩，这使得一直走在康庄大道上的中国忽然迈进了横亘在悬崖中间的钢丝绳上，以至于到了今天“谈剩色变”的境地。

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产能过剩逐渐开始显现，从最早出现的钢铁、水泥、玻璃、电解铝、煤炭等传统行业直至蔓延到风电、多晶硅等新兴产业。据统计，目前在全国39个工业大类产业中有21个产业产能严重过剩。

产能过剩对中国意味着什么?通俗的讲，就是企业生产的产品大量积压卖不出去。缺少了资金回流，企业就难以为继，不得不面临破产。具体到中国，资本实力单薄的民营中小企业首当其冲就卷入到覆灭的漩涡中。由此也带来实体行业衰落、银行呆坏账暴增、大量资金远离高风险实体行业转而进入虚拟资本市场、泡沫增大、经济运行愈发处在高风险之中……

产能过剩如同多米诺骨牌让一系列连锁反应组合拳般猝不及防地打在中国脸上，行业问题忽然成了国家之痛。

而这时，放眼四海，全球经济不振致外需不济，国内消费市场从来未曾崛起，那么，眼睁睁望着积压在仓库中的大宗商品，谁肯为内忧外困的中国企业买单?

如果说产能之殇让中国开始咬牙立下结构调整的决心，另外一个导火索则来自生存空间的恶化。

长期以来重化工行业的粗放生长使得环境承载力不断下降。空气、水源、土地这些人类赖以生存的资源要素被排放的废弃物不断污染，从雾霾到“牛奶河”再到“镉大米”，中国人的生存环境和生活空间被一点点蚕食。于是，舆论的矛头再次指向了支撑中国经济几十年高速增长的基础工业。

基于此，可以看到，产业结构不合理造成的产能过剩和高污染、高耗能的工业发展模式将中国推到了产业变革的最前沿。并且，明确了最重要的方向之一是产业升级。

国家视野下的产业升级

之所以这样讲，一个显性的事实是，产业升级早已作为国家层面的战略表述出现于近十年来中央各个重大文件中。

早在2006年3月出台的“十一五”规划，就已提出推进工业结构优化升级，并对高新技术、装备制造、能源、原材料、轻纺等不同工业门类的结构优化和技术升级进行了详尽阐释。

几乎是同时，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产能过剩行业结构调整的通知》，其中提到“支持符合产业政策和技术水平高、对产业升级有重大作用的大型企业技术改造项目。围绕提升技术水平、改善品种、保护环境、保障安全、降低消耗、综合利用等，对传统产业实施改造提高。”力图通过对传统工业的技术改造来化解产能过剩并实现产业升级。

在此后的2007、2008、2009年的中央政府工作报告都用较大篇幅对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进行工作部署。

尤其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负面效应进一步扩散之后，严重的产能过剩在中国日益凸显，并成为勒住宏观经济运行的紧箍咒。

为应对金融危机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影响，由国务院部署，国家发改委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开展了钢铁、汽车、船舶、石化、纺织、轻工、有色金属、装备制造业、电子信息，以及物流业十个重点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的编制工作，并在2009年初十大产业相继被批复，作为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重要措施。

2010年，中央政府出台《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提出加快培育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等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先导产业和支柱产业。同时，强调通过加强产业关键核心技术和前沿技术研究、强化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建设、落实人才强国战略和知识产权战略、实施重大产业创新发展工程等六项举措以实现产业升级目标。

此后，中央不断加大对产业升级的扶持力度，希望依托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崛起拉动结构调整走出过剩泥潭。2012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印发“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的通知》。《通知》不仅将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所涉及行业进一步细化，还明确规划了各行业的重大行动和产业扶持政策。

更进一步的是，为了加快产业升级，部署了重大节能技术与装备产业化工程、重大环保技术装备及产品产业化示范工程、重要资源循环利用工程、宽带中国工程、高性能集成电路工程、新型平板显示工程等20项重大工程，并通过加大财税金融政策扶持、完善技术创新和人才政策、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加快推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等四项举措以推动工作进展。无论从表述还是执行层面力度空前。

2013年7月，为进一步加大对产业升级的支持力度，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以调整货币信贷政策、整合金融资源、发展消费金融、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等10项措施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金融保障。

在同年举行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作为新一届政府全面深化改革的纲领性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针对产业升级的不同领域和角度进行了详细论述，其中涉及三大产业的发展投资、科技体制机制、人才培养、金融等多维度内容。

同年底，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部署第二年经济工作时再次明确强调，“要着力抓好化解产能过剩和实施创新驱动发展”。同时提出，“化解产能过剩的根本出路是创新，包括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组织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市场创新。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传统产业优化升级。”

基于此，并不夸张地说，产业升级已经成为了中国快速进入工业化中期之后为应对一系列问题采取的基本策略和一以贯之的国家目标。

近邻之鉴

一系列国家政策的出台虽然有观点认为是产业危机之下匆忙而下的药方，但考察与中国产业历程相近的周边发达国家地区，无一不是在坎坷中不断纠错、调整，以较短的时间度过工业化。

以日本为例，这是一个政府主导型产业调整与升级的典型样本。在1946—1948年实施产业复兴政策后，日本大量采用原材料分配、复兴金融公库贷款、价格控制、差价补助金、进口物资的分配等政策手段对纺织、食品、钢铁、煤炭等产业进行倾斜以扩大生产，使得经济产出得到快速回升。

进入1950年代，为实现产业结构的重心由轻工业转向重化工业，推出产业合理化政策，对于造船、电力、合成纤维等产业进行资金支持;后期又确定汽车、家用电器、运输设备、精密机械与电气机械作为重点发展产业。

石油危机后，如同当今的中国，日本减少了对能耗高、污染大产业的扶持力度，转而发展技术密集和高附加值产业，如计算机、机器人、数控机床、微电子、新材料、新能源等，为实现产业优化升级创造了有利环境，也使得国民经济实现了长达近30年的高增长。

引以为戒的是，1985年，日本汇率骤然上升使得出口竞争力下降，资产价格急速膨胀导致资本边际收益虚高并倾轧实体产业。同时，劳动力成本上升使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外移。

更重要的是，日本政府主导产业政策中起重要作用的“主银行”制度造成金融资源过度集中于大企业集团和利益集团，金融资源对中小企业支持力不足，产业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滞后，这使得1990年代起，日本开始了长期的经济停滞和政坛的动荡不安。

而一海之隔的韩国也是靠外贸起家。1960年代发展以出口为导向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为韩国的就业以及资本和技术积累创造了条件。

从1970年代起，韩国产业发展中心转向资金密集的重化工业，如造船、钢铁、汽车、有色金属、石化等产业。利率优惠、过度保护及政府主导性的产业集中化等政策使传统的劳动密集型轻工业过早地丧失竞争优势。

从1980年代起，政府干预力度大大减弱，重新强化市场调节作用，但对夕阳产业仍实施一定政策倾斜，以防止失业率过高带来社会的不安定。

20世纪末的亚洲金融危机使韩国经济衰退、失业率大增，韩国在积极推进金融、企业、劳动力市场和公共部门改革的同时，制定了发展计算机、半导体、精细化工和生物技术等技术密集产业，有力促进了经济产出增长。

韩国有效的产业调整政策使韩国在近30年的高增长期后仍能保持适度增长，产业结构也实现了快速升级：三大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比重从1960年代的47.1:7.9:45.变化为2006年的3:40:57。

与广东隔江相望的香港由战后初期的转口贸易港口城市跃居为新兴工业经济城市，随后香港经济结构又进一步转为多元化经济。

1950年代到1960年代初，香港的转口贸易带动了战后香港经济恢复和发展，香港成为贸易转口港。60年代初到80年代初，抓住有利的国际环境，香港采取从纺织、印染业开始，逐步扩展到成衣、金属制品、塑料玩具、化工、电子、钟表等行业，其经济逐步走上了以制造业为主的工业化道路。

1980年代后，香港经济实现了多元化，金融商业、信息、航运、旅游、房地产等行业强劲崛起，成为世界上最繁荣的经济体之一。

两次升级：从珠三角到长三角

比起周边国家地区，中国的产业之路既有相似性又有自身的特点。

相似之处在于，大多通过发展出口贸易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实现快速增长。而不同有二，一是中国在实行市场经济制度之前，经历了长达三十年的计划经济体制。二是国土面积广阔、人口基数大并且分布不均，同时外贸经济对港口的依赖使得产业从萌芽到发展无法在国家各区域内均衡并行。

在建国后的计划经济时期，中央政府利用价格“剪刀差”等产业干预政策对重化工业实施政策倾斜，这虽然让中国在短时间内迅速建立起基础工业格局框架，同时也致使农业和轻工业产出不能满足市场需求，国民经济总量增长与居民收入增加和生活水平提升出现严重失衡。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曾经同样作为国际产业承接地并实现快速崛起的日本、韩国、新加坡、香港、台湾已相继完成第一轮产业升级，劳动力价格上涨、产业政策调整等因素使得发达国家、地区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向东南亚国家和已进行改革开放的中国转移。中国开始了第一轮产业升级。

在最初转移到中国的产业中，大多集中在珠三角区域，并以从香港转移过来的低层次的服装、轻工业等的“三来一补”模式为主。

此后，台湾的企业也逐渐看到了大陆的人力成本优势，开始集中将电子产品的制造基地转至大陆地区。从伊始的个别生产线转移，逐渐变为生产基地的整体搬迁。由于珠三角毗邻香港，物流的相对便利，也使得产业转移也大多集中于珠三角区域。

至90年代末，珠三角的优势逐渐被经济基础扎实、区位优势同样明显并且规划更合理的长三角地区取代。台湾的电子产业开始向长三角区域转移，同时，作为经济大省的上海、江苏、浙江逐渐抛出各有特点的外资吸引政策，于是开始了各地对优势企业竞争的白热化。

作为长三角经济龙头的上海，在经历了持续高速增长之后，开始再次谋求转型升级：逐渐放弃与江浙两地对低端制造业的争夺，改而向高端生产、服务业融合领域进军，并为长三角世界级制造基地提供服务支撑。

同时，一度并不愿与上海协作的江浙两省开始调整策略，相继主动和上海接轨，这逐渐使得长三角地区的经济结构、市场体系、基础设施和城市布局之间的分工合作趋势日益明显，在实现产业升级的同时建立起相对合理的区域产业结构，并成为中国第二轮产业升级的样本区域。

由此可见，珠三角区域和长三角区域先后主导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历次产业升级，并形成较为成熟的区域城市群。当然，两个三角崛起于中国经济版图得益于改革开放后中央赋予的政策红利，但同时，产业升级的背后都以制度创新为基础。

珠三角创造了以“三资企业”和“三来一补”外向型企业为主体的“珠三角模式”。长三角地区则有乡镇企业为主体的“苏南模式”和以民营企业为主体的“温州模式”。

同时，地方政府在区域经济转轨时期也起到重要作用。比如产业结构调整、基础设施建设、招商引资、要素市场建设、国企改革、各类开发区的建设以及区域经济合作等方面。

产业升级生力军

比起市场经济更加发达的珠三角、长三角城市群，一直被中央政府寄予厚望的京津冀地区则长期处在政治挂帅的局面中。

一方面作为首都与定位为北方经济中心的北京和天津享受着国家资源和政策红利，使得区域要素不断两地集聚，形成比翼双飞的两座特大城市。另一方面，严重的行政阻隔又使得京津两地与腹地河北的区域差距不断扩大，产业和公共服务的鸿沟成为阻碍三地一体化发展的桎梏。

并且，由于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京、津的产业结构、发展模式和城市经济定位相近，竞争关系往往大于合作，各自为政的局面不仅让京津冀地区难以成为达到珠三角、长三角般的区域影响力，更让人叹息的是，区域的产业升级动力也在这场博弈中被很大程度上抵消。

譬如北京，作为区域中科技水平最高、创新能力最强、人才储备最丰富的城市，各层次的产业集聚保证了政府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使得创新升级动力难以释放，同时，低层次产业的大量布局也挤占了产业升级的宝贵空间。

天津几年来一直消化着滨海新区的国家战略红利，埋头做大无心顾他。而河北则处在两座特大城市的夹缝中，依托有限的资源禀赋发展原材料工业，技术、人才、资金以及意识观念使得其工业化之路一直保持着高污染、高耗能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并成为金融危机之后全国产能过剩的重灾区之一，随后，在雾霾大肆袭击中国的时段里，河北的城市也总是高居空气污染榜单的前列。

随着今年2月2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召开京津冀三地座谈会，并将三地协同发展列为重大的国家战略，各自为政的三个省市终于开启了一体化合作之路。这场即将来临的区域内产业转移被看做是一条共赢之路，红利之一被认为是开启了新一轮产业升级的大幕。

事实上，围绕北京，河北辖属的周边地区正逐渐借助大城市溢出效应实现自身的发展。地处京津冀三地连接处的廊坊“北三县”三河、香河和大厂，在国家将“京津冀一体化”上升到国家战略之后，便被河北省政府规划为了此次“京津冀一体化”进程中的桥头堡。

据河北省《政府工作报告》显示，河北省要统筹廊坊北三县一体化发展，建设现代服务业示范区。其中在产业上，“加快传统产业上层级、现代服务业上水平、战略性新兴产业上规模，提升产业集群发展质量，打造沿潮白河中央商务区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带。”一轮次区域内产业升级呼之欲出。

还比如，与北京一条永定河之隔的固安，在2002年建设工业园区之初，资金缺口使得其不得不面向市场找寻运营商，最终引入华夏幸福全面负责园区的投资开发运营。在这一过程中，市场力量起到了对资源的合理配置作用，固安从最开始简单承接来自北京的传统机械加工等产业的转移，历经十余年发展，逐渐在传统产业中增加技术含量和经济附加值，逐步摆脱低端生产，建立完整的上下游产业链条，如今已形成包括生物医药、航天、高端装备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汽车零部件在内的五大新兴产业集群。同时，也在产业孵化、电子商务、现代物流等方面进行尝试和实践，进一步推动产业的创新升级。

在产业不断升级的带动之下，固安也成为了经济总量实现几何级增长的产业新城。更进一步的是，固安事实上找到了一条城市与企业共赢的合作模式。从某种意义来看，这座小城体量虽不大，却可能成为区域协同发展背景下产业升级的研究样本。

虽然三地协同发展带来的成绩远未到遍地开花的程度，但一个并不不夸张的判断是，中国新一轮产业升级的驱动力将不再以过度依赖外向型经济为基础，区域内共同联动形成无阻碍的投资与消费市场并最终实现大区域的辐射效应将催动新一轮调整和升级。

而从眼前北京周边的星星之火来看，或许已初见端倪。

编辑：吴明

装备制造业品牌顾问与产业研究专家-中工联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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