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伟

近期笔者参与中国国内一个高规格论坛，议论的一大主题是美国再工业化对于东亚的影响，尤其是对中国经济与产业的可能影响。

占优的论点是：美国此举将对东亚新兴市场经济体造成直接威胁，首当其冲的是中国。最大的威胁是那些依赖美国企业外包、离岸等业务生存与发展的产业和企业。有一种推断，如若美国“重返”制造业，既搞研发和知识产权，又弄制造，最终囊括了整个价值链，则那些原本依附在美国企业海外供应链上生存与扩张的东亚企业将可能遭殃，进而，东亚和中国的此类制造活动可能将归于衰落。

讨论由此引出的对策建议不少，其中两类建议听上去上也颇似有理：一个是不要急着促消费降低消费比重，还是应继续增加投资，借以营造制造业新优势;二是不要急着压企业给工人涨工资，更不要急着提高社保、医保水准。因为这样一来，就会推高劳动成本，进一步缩小美国和中国制造业劳动成本差异，帮了美国再工业化的忙。

果真如此吗?笔者以为在讨论中国一边的对策之前，先得搞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如果说美国再工业化对于东亚和中国产业将是洪水猛兽的话，得先搞清楚其发生的几率，直截了当的问题是，狼究竟会来吗?这个问题有四重，分别以何谓、何为、何以及如何概括之。

何谓?——什么是美国再工业化?美国政经界的解释很多，有说是重构美国资源于制造活动的一种战略，有说是重振美国制造业的一种战略设想。更多的是美国重返制造业。在我看来，这是美国政府受政客与政党利益捣鼓出的一种战略构想，核心内涵是重振美国制造业，直接目标是增加就业机会。

何为?——美国政府围绕再工业化的作为，为此迄今都做了些什么?客观地来看，围绕再工业化的美国朝野说得多但做得并不多，迄今勉强可以和这个战略扯上关系的大动作不过两招半。两招分别为“购买美货运动”和“促进制造业”。

前者系奥巴马2009年上台伊始提出并力促的一种造势运动，旨在刺激美国出口减少进口，提出五年内美国出口翻番，借以创造就业机会。后者催生了一部法案，即《制造业增进法案》。2009年提出，次年经国会审议通过。法案提出一些措施增加就业，复活美国衰落的制造业。

“半招”系一部近乎流产的法案，即《职业回国法案》。其主旨在于借助减免税收等财政杠杆，刺激美国企业把在海外的一些制造活动搬回本土。然而该法案2012年遭议会否决。2013年重新提交，但迄今尚未进入再审程序，何时能列入国会表决程序，尚属悬疑，通过的希望很渺茫。

何以?——美国凭借哪些因素推动再工业化战略?客观地看确有一些因素。两类因素最突出：一类是民情民意。美国“再工业化”战略提出的背景，多半系一种民众情绪和政客热炒的“对接”。热炒的“素材”是“后危机”以降美国经济复苏与就业滞后的巨大反差。

金融危机导致的美国经济衰退只经历了6个季度，但就业恢复的节奏远远滞后于经济增长，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故而美国民众那里，有一种渐增的情绪，认为是美国企业将部分生产环节移往境外，导致了美国就业岗位的减少。更有甚者，说是中国人抢了美国人的就业机会!这种情绪到了政客们那里，不仅成了热炒的话题，而且还得到关联智库的研究支持。

有论者将美国就业不振视为上世纪“去工业化”的结果。有论者证明，服务业虽能带来较高的收益，但其就业机会创造不及制造业。还有论者加上了别的“战略思维”。

最具煽动性的是国家安全论。有政客甚至提出一种近乎闭关自守论的说辞：由于美国主要制造环节的“境外化”，工业品本土生产能力下降，一旦与主要供应链贸易伙伴发生冲突，贸易与供应线中断，将直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由此将再工业化推上政府“战略”层面。

另一类是要素相对价格变化营造的优势。简单点说就是美国相对于东亚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中国制造业关键要素价格变动。各方谈及美国再工业化条件时最强调的要素价格有二：一为劳动力成本;二为能源价格。

前者因中国劳动成本大幅度上涨和美国工资几乎未涨的相对变化结果，后者源自“页岩气革命”。由于发现了大量页岩气田并发明了有效的开采技术，美国天然气价格大跌，能源国际依赖程度大幅度下降。

现在看如何?——美国再工业化进程及前景如何?的确，上述诸因素的合力，外加美国政府支持与政客煽情，或许能吸引个把产业制造环境回归。但要促成企业外包业务的大规模回迁，障碍重重。最大的障碍不在制造业相对要素成本上，而在要素相对收益上。

论及要素相对收益，两个大视野不能放过：一个是美国服务业相对于制造业极高的利润空间。金融、设计、研发及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是最赚钱的行业，利润空间高出制造业十倍至百倍。制造业最辛苦最难赚钱。这点已成为全球企业精英们的某种共识。

另一个是基于中间品贸易与价值链分工的比较优势。当代国际分工基于中间品和价值链，没有一家企业愿意“复古”，包揽从中间品制造再到最终品生产这样的全程活动，因为这样就违反了比较优势原理。这个原理的通俗化，就是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历史、理论与现实一再证明，一家企业、一个地区甚至一个国家，一旦违反这个原理，追求大而全甚至小而全，将归于失败。

两个视野合一来判断，美国再工业化缺乏微观机理。尝试告诉我们，在美国这样一个私有产权和自由企业意识根深蒂固的国家，仅有政客们的热议和政府在就业方面的一些激励政策，但若无一种微观机制，不能将企业和资本所有者的收益最大化意愿和战略目标对接，都不会产生多大的实质影响的。

产业发展方面，仅有民意而若和投资人和企业家的利润最大化目标背道而驰，也不会获得实质进展的。这方面奥巴马政府为再工业化提出的《职业回美法案》遭致否决就是一种脚注，该法案试图对移往海外企业征收20%的税收，结果遭致美国大佬强烈反对而搁浅。

综述不难得出：美国再工业化确是个战略，但迄今多半还停留在政府意愿和立法程序中，缺乏实施的微观机理，做下去障碍重重。拿这样一个目前看来实现概率不大的战略当做决策的重要约束条件，盲目跟进，不惜放弃中国自身稳定的战略利益，将是极大的错误!

客观地来说，中国社会经济稳定的根基，在于提升劳工阶层的收入水平，让普通百姓分享改革的开放的收益。中国经济真正希望，在于营造全球无与伦比的大市场。这个世界，谁有市场谁就牛!

编辑：吴明

装备制造业品牌顾问与产业研究专家-中工联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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