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日德美装备制造业的政策对比与启示第一节国际装备制造业五大特征

目前，美国、日本、德国等工业发达国家仍然是装备制造业强国，现存格局并不因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世界经济衰退而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当前，国际装备制造业基本走势呈现以下五个方面的重要特征：

一、战略地位和作用始终未被弱化

装备制造业处于工业的核心地位，没有强大的装备制造业就无法完成工业化，更不可能实现现代化。进入21世纪，工业发达国家将装备制造业置于更为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不仅体现在装备制造业占本国工业总量的比重、资本积累、就业贡献等指标上均居前列，更体现在装备制造业为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的开发、设计和生产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近年来，美国等工业发达国家装备制造业占制造业的比重均在40%以上，新兴工业国家在30%以上，并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下，2008年世界主要国家机械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0.5%，国际装备制造业的经济规模仍保持相对稳定。2009年一季度，美国、日本、德国等国家的装备制造业工业总产值严重下滑，但位于危机中心的美国，4月份订单额和库存则均出现良性发展态势，其基础能力和规模水平不容忽视。

有关报告显示，从制造业产值方面衡量，中国去年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报告显示，2010年中国制造业产值高达1.955万亿美元，在全球制造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例为19.8%，相比之下美国去年制造业产值为1.952万亿美元，占比为19.4%。目前，中国在常规发电装备、港口机械、水泥成套设备、船舶等制造领域，已走在世界前列，与工业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正在逐步缩小。

二、产业结构发生着积极的变化

近年来，在经济全球化和资本自由化的双重影响下，国际装备制造业的产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主要体现在：

一是国家之间的产业结构存在明显差别。工业发达国家逐步退出劳动密集型和高劳动强度的制造业，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是高技术化、高附加值化和高服务化。工业发达国家精密机械所占比重大大高于发展中国家，例如：美国的这一比例基本上达到了发展中国家的3倍，关键零部件所占比例也高于发展中国家；日本工程服务创造的产值已经相当于装备制造业总产值的80%。

二是国际产业转移步伐加快。工业发达国家的装备制造业加工组装环节陆续向劳动力丰富、成本低、市场需求大的发展中国家转移，目前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装备制造业增长速度远高于工业发达国家。不仅如此，资本含量与技术含量较高的先进制造业，与以IT为代表的高技术产业生产制造环节的转移扩散程度加大、速度加快。同时，转移的方式也由合资、合作为主向独资、并购为主转变，出现日益深度化和广度化的新趋势。

三是产业布局调整逐步深化。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装备制造业产业链在不断拉长，产业分工不断细化。全球化设计、全球化零部件制造、本地化成套组装与销售，已成为跨国公司的主要生产组织方式。这种产业生产组织方式的不断演变，是建立在企业重组和产业整合基础上，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大大增强。

三、技术发展日新月异

产业技术是当今全球科技发展最活跃的领域，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装备制造业产业技术的内涵和外延随着科技快速发展、应用领域加深与拓展而不断变化，并随时孕育新的突破和掀起新的革命。

一是信息技术的渗透性更趋突出。以计算机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信息技术与装备制造业的结合，不断地催生出集合性的新的产品门类和新的业务。同时，信息技术的渗透还变革了装备制造业的生产方式，一些产业中纵向一体化的趋势正在减弱，取而代之的是契约分包的合作方式。

二是装备制造技术日趋极限化。为适应各行业技术发展的需要，装备制造技术正在从常规制造、传统制造向非常规制造及极限制造发展，集中表现在微细制造、超精密制造、巨系统制造和强场（如强能量场）制造等，并已成为装备制造技术发展的重要领域。

三是新材料推动了装备制造技术的发展。进入21世纪以来，新材料技术的突破在很大程度上使材料产品实行智能化、多功能化、环保化、复合化、低成本化以及长寿命和按用户的要求进行订制。尤其是纳米材料与技术，将成为推动社会经济各领域发展的主导技术。

四是绿色化、人性化和安全性愈加受到重视。欧洲、美国等已制定并实施有关限制产品中有害物质、化学物质等的法律和政策，绿色制造技术将被全球各产业广泛采用，如汽车产业追求的零排放等。与此同时，世界各国也更加关注新技术对人与生物的安全性影响，更加重视产业的安全技术。

四、新理论新技术推动产业持续发展

由于计算机技术、新型控制理论、测量工程、信息通信与网络技术的发展和普及应用，推动机械工程学不断向纵深发展。各基础学科、边缘学科及新兴学科之间相互渗透和融合，形成了新理论、新技术手段。这些日臻完善的新理论、新技术手段，为装备制造业的脱胎换骨提供了依据和支撑。

一是现代设计的方法和手段。模块化技术和仿真技术建立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不断地创造出新型机械、新型元器件和新的系统与软件。

二是加工技术相互融合，派生出新的装备制造技术。如传统的磨削加工与电加工相结合，形成了电磨削新工艺，从而提高了加工效率。同时，由于信息技术的采用，用户的工艺技术与装备制造技术的组合与固化，形成了新的产品。

三是新材料的开发应用，推动了装备制造技术的发展。为满足新材料的研制开发、加工及其推广应用，要求装备制造业用新测试技术、评价技术、制造技术和控制技术的支持，这必将促进装备制造业的技术体系和生产体系等发生巨大变革。

五、生产与管理模式发生深刻变革

传统的单品种、大批量生产方式正向多品种、个性化生产方式转变，以生产者为主导的生产方式逐步向以消费者为主导的订制生产方式转变。生产组织方式和管理方式也同步跟进，表现出从金字塔式的多层次管理结构向扁平的网络结构转变。另外，借助于高新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近年来欧美国家出现了以航空、航天、汽车等产业为中心的企业集成趋势，标志着装备制造业开始向网络化时代迈进。

第二节日本装备制造业振兴之路

日本是较为成功地运用法律、政策等手段实现装备制造业振兴的国家，为装备制造业的现代化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制度环境。以具有代表性的机械工业为例，战后日本机械工业的现代化大致经历了准备（1945～1955年）、推行（1956～1970年）和走向机电结合三个发展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机械工业面临着一系列的严重问题：装备陈旧，技术落后，劳动生产率低下，企业规模小，经营管理水平低，市场狭小等等。日本机械工业同美国和西欧的先进水平相比落后20年，工业的设备役龄超过10年以上的占71%。为了改变这种落后状况，日本开始推行机械工业的现代化。

一、制度是持续发展的保证

战后，日本政府实行了一系列的产业政策，大力促进机械工业的现代化。例如，对机械设备与机械研究实验用设备实行“特抓折旧”制度、对重要机械设备实行免税进口、对进口最新机械设备的企业给予奖励补助金，进口价格的一半由政府承担、对重要机械产品免除法人税等等，都大大促进了机械设备的现代化。更为重要的是，日本政府还制定了一系列有助于提升机械工业和电子工业竞争力的法律。最具代表性的法律包括《振兴机械工业临时措施法》、<<振兴机械工业临时措施法>>和<<特定电子工业和特定机械工业临时措施法>>。这些法律规定，产业主管部门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发展规划，在资金、技术上提供支持，并在产品品种、原材料、技术等各方面给予适当限制，通过加快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提高机械工业的设备质量和现代化水平。

通过一系列产业政策与法律条款的具体实施，日本机械工业的现代化水平有了明显提高。据统计，在1955-1961年的6年中，机械工业的设备投资平均每年递增47.3%，到1962年，日本机械工业中使用不到5年的新机床已占总台数的37％，使用不到5年的新压力机己占压力机总台数的50%。在1961-1965年期间，机械工业生产年均递增14.6%，在引进国外新技术的基础上，自主研究发了大量新的生产设备，并建立了大批量生产体制。据调查，日本机械工业产品性能和质量，己经达到了国际平均水平，其中达到美欧平均水平以上的占21.2%，达到美欧平均水平的占47%，接近美欧平均水平的占20.7%，低于美欧平均水平的只占百分之几，产品质量大大改观。20世纪70年代以后，日本的“机电结合”已经有了相当大的进展。进人20世纪80年代，自动装配机、数控机床、数控锻压设备、电子计算机直接管理机群系统数及工业机器人，在机械工业中，已经迅速扩大了它的应用范围。”1978年，数控机床的工业总产值占机床工业总产值的30％左右。

二、发展经验

日本振兴装备制造业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其标志是1955年的《石油化学工业扶持政策》，1956年的《机械工业临时措施法》(机振法)，1957年的《电子工业临时措施法》（电振法），《机振法》和《电振法》这两个法规以基础机械、通用零部件和出口机械等30多种机械产品为振兴对象，由日本开发银行和中小企业金融公库根据合理化计划进行特别贷款。

（一）立法保障和长远规划

1970年，日本为了振兴计算机产业，制定了《关于信息处理振兴事业协会的法律》(信振法)，重点发展计算机硬件。1971年，日本在原有《机振法》，《电振法》基础上修改制定了《振兴特定电子工业及特定机械工业临时措施法》(机电法)，重点扶持汽车和计算机产业。1978年，为了促进软件产业的发展，日本制定了《振兴特定信息产业临时措施法》(机信法)，取代了《机电法》，日本在为机械信息产业立法的同时，规定了相应的国家补贴和财政补贴等措施，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资金。

1999年3月，日本政府颁布了《制造基础技术振兴基本法》，日本政府认为，即使在未来的信息社会，制造业始终是基础战略产业，必须持续加强和促进制造业基础技术的发展，该法案通过改善税收政策，提高福利待遇等措施，以确保有丰富经验的技术工人不会流失，并加强了企业、大学和科研院所的合作。

（二）技术创新导向的政策保障

日本在加入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之前，对于3万美元以上的技术引进合同，制定了严格的审查标准，主要包括：防止引进妨碍本国技术发展和产业化的技术，防止由于垄断性地引进广为利用的技术，而阻碍国内重要产业的健康发展等，随着日本产业竞争能力的增强，日本政府认为有必要减少对技术进口的限制，于1968年制定了《关于引进技术自由化法》，除了飞机，武器，火药，原子能，宇宙开发，电子计算机，石油化工技术仍然需要个别审查以外，一般技术实行引进自由化。

《关于引进技术自由化法》提出：增加对企业试验研究和企业新技术转化的投资，充实大学和政府试验研究部门的基础研究，增强官产学合作等工作机制，使开发研究有组织，有计划，高效率进行；采取措施推进政府，大学和企业建立合作体制，进一步调整政府，试验，研究部门之间的关系；确立评价研究成果的机制，以便更好地有效率地制定研究计划；促进国内技术交流，推动同行业共同研究等，努力培养研究人员，技术人员和技术能手，并保证其质量和数量；采取措施扩大和加强理科系教育机构，同时推进对技术人员，技术能手的培训，争取改善科研人员的待遇；对开展的综合性开发研究，采取措施建立参加研究开发的合作体制，迅速掌握国内外开发研究情报，并加以广泛应用。

坚持向重点发展领域倾斜。从1950年代中期到1960年代，日本引进的大量国外技术都集中于重化学工业部门，如钢铁制造成套设备、大型发电设备、煤矿采掘设备、石油精炼与乙烯等化工生产设备等。

坚持高标准的技术引进。为了确保引进最先进技术，通产省等主管省厅负责审查引进技术的价值，大藏省及其下属金融机构负责审查引进技术企业或合资企业的财务状况，只有两项审查都合格后才放行。在1950-1960年代，乙烯生产设备是引进的大热门，当1960年代，30万吨乙烯生产设备刚问世时，通产省断然否决了国内几家著名大公司的进口20万吨乙烯生产成套设备申请，从而避免了低效投资。

杜绝重复引进。为了防止技术重复引进带来的资金浪费而导致同行企业间的过度竞争，通产省采取在行业中设立技术引进窗口企业的做法，如日本钢管就曾被指定为氧吹炼钢技术引进的窗口企业，日本钢管引进该技术后，其它企业可分享此技术专利，从而节省了大量资金，控制了同业之间的过度竞争，一旦本国掌握了技术开发能力后，日本政府便堵住进口源头，让国产技术迅速发展起来。1950年代，引进大型发电设备时，“1号机组进口，2号机组国产，3号机组出口”便是典型的例子。

引进技术重于进口设备。相比设备和工具等硬件的进口，日本更重视技术的引进，这些技术包括专利使用权、图纸设计、技术诀窍等。根据日本长期信用银行的调查，从1955年到1975年间，日本仅用了不到60亿美元的外汇，就引进了欧美耗时30多年，花费2000亿美元研发的先进技术，同时，日本还用了500多亿美元对引进技术加以消化吸收和创新。

博采众长。日本擅长把来自各国的不同技术加以集成创新，最典型的例子是钢铁技术，热轧技术，冷轧技术，这些技术分别来自奥地利、美国、德国、瑞士和前苏联等，然后加以融合，形成日本式最先进的整套钢铁技术。

关键共性技术开发的组织实施，日本对于风险大，单靠民间力量难以取得进展的研究，由政府实施或政府补助，主要措施有：

1.通产省设立了7个全国性的工业研究开发机构，各都道府县则从解决本地区的共性技术难题，振兴区域产业和中小企业科技的角度，设立自己的工业技术中心，其主要业务有：研究开发，技术指导，委托试验，设备对外开放，培育技术人才，提供技术信息等；

2.每年拨出预算资金，用于支持工业技术中心的研究开发，中小企业研究开发补助，区域产业技术改善补助，产学官共同研究开发事业补助等；

3.日本通过推进产学官，跨行业的技术交流，建设完善区域间的研究信息网络系统，设立技术交流广场等，促进技术的产业化，发挥技术进步成熟效应。

（三）均衡发展的企业政策1.推动企业规模化

1963年，日本通产省产业结构调查会提出了“新产业体制论”，即为适应战后科技革命对产业大型化的影响，针对日本企业生产规模和经营规模小，企业在价格、设备投资、技术开发等方面过度竞争的状况，加强企业的联合和兼并，制止过度竞争，通过扩大企业的规模经济效益，增强了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在该思想的指引下，日本政府规定企业防止过度竞争行为，同时通过“官民协调体制”，在产业界、金融界、专家学者和政府之间建立协调机制，对产业活动进行人为调节，并积极运用日本开发银行贷款的诱导机能，对批量生产，集中生产体制需要的设备和资金，给予重点低息贷款，引导企业合并和集中，重点推进钢铁，石化行业设备的大型化，促进汽车，纸浆行业企业的集约化、规模化。

在1960-1970年代，日本汽车、钢铁、化工、海运业进行了大规模的合并，主要是同一行业的横向合并，特别是在规模经济效益显著的重化工业领域，横向合并最突出。日本政府还设置了产业准入障碍，要求新建的企业达到相当的规模才能进入，如1965年规定，新建石化企业的年产乙烯能力不低于10万吨规模，两年后又调整到30万吨。

1966年10月，在通产省发表的产业结构审议会“关于今后的钢铁业”的答询中，以欧美为例，指出日本“过度竞争”在国际竞争力方面带来的弊端，主张提高经营主体的集约化，建立新型的钢铁厂以确保国际竞争力，同时呼吁企业进行合并，共同投资，协作生产，建立企业间自主调整的机制。由于政府参与指导，对于产品品种类似，生产设备，加工设备，研究设备，流通方面有重复的八幡、富士两家企业，共同于1968年5月发表了“合并意向书”，并在1970年3月，建立了新日铁钢铁公司。1966-1973年，日本每年企业的合并数超过1000件，并出现了超大型的企业合并，如三菱和三重的合并，日产和王子汽车的合并等。

2.合理协调大中小企业关系

为了防止产业结构二元化，日本政府在1960年代后期，通过了《中小企业指导法》、《中小企业现代化扶持法》等法规来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并促进中小企业和大企业建立密切的协作关系，成为大企业的转包企业，纳入以大企业为中心的企业系列，为中小企业开辟产销渠道，并提高技术和管理水平，增强竞争能力和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大企业也通过参与资本、提供设备、派遣技术和管理人员等途径大力扶持零部件企业，建立专业化协作生产体制。到1970年代，日本产业结构二元化的现象基本消除，据统计，到1980年，日本中小转包企业在企业总数中的比例分别为：一般机械84.1%，电器机械85.3%，运输机械87.7%，精密机械80.9%。

（四）积极鼓励的财税政策1.税收减免 

1957年，日本政府实施的《租税特别措施法》，对企业符合要求的设备提供特别折旧。1958年，制定了《新技术企业化用机械设备特别折旧制度》，对实验设备的改造提供补贴。1966年制定的《扣除试验研究费的税额制度》规定，如果企业在该制度的适用年度进行试验研究需要的费用，超过以前每年试验研究的最高额，超额部分按一定比率扣除税额(20%)。

2.政策性贷款

这种贷款由日本开发银行和中小企业金融公库提供，日本开发银行于1964年设立“重型机械开发”贷款，1968年，设立“新机械企业化”贷款，这两个新的政策和1951年的“新技术企业化贷款”一起形成“国产技术振兴资金贷款制度”。1970年，中小企业金融公库实行《国产技术企业化等贷款制度》，对新技术的企业化以及新机械的商品化试验提供低息贷款。

3.政府补贴

日本政府为企业提供直接的研发补贴和委托研发拨款，引导企业开展重点领域的研发活动。1966年，日本制定“大型工业技术委托研发费”，主要是促进新技术和新产品开发，在尖端领域中选定题目，委托企业进行研究；1967年制定《技术改善补助金制度》；1968年制定《国际竞争能力制度》；1972年制定《保护扶植产业制度》；1970年代，日本政府拨款资助三菱、东芝、日立开发超临界火电机组；1980年代，日本政府又拨款资助开发超导实用技术。据统计，为高技术产品研制提供政府拨款的费用，在日本全年研发费用中最高比例达到40%。

（五）银行支撑的金融政策

以全国性都市银行和地方银行为代表的商业银行体系，为企业提供短期贷款为主的金融业务，以长期信用银行，债券信用银行为代表的信用银行体系，则为企业提供中长期的贷款。在企业融资的过程中，通产省的金融政策发挥了重要作用，通产省在引导金融机构向企业注入资金时，根据企业的素质，市场占有率，经济规模，产品水平等方面，严格规定了获得优惠贷款的条件，并在争取政府优惠贷款方面，鼓励企业公平竞争。

以汽车为例，1950年代日本开发银行对汽车企业以合理化贷款方式，扶植汽车零部件企业，需要予以扶植的汽车零部件企业，由丰田、日产等汽车主机厂提供名单，但开发银行在进行贷款时，还要进行调整，规定至少要有两家以上生产同一类产品的汽车零部件企业得到开发银行的贷款，以保持竞争，汽车零部件企业要想得到贷款，必须向两家以上日本汽车企业供货，这样既迫使企业为了得到贷款，不断提高产品质量，生产经营水平，又培育了一批面向全行业的专业化的，具有一定经济规模的汽车零部件企业。

1953年，随着日本《禁止垄断法》的修改，缓和了对企业的限制，三井、三菱和住友三大旧财阀原有的所属企业又重新积聚起来，同时，一些战后新财阀也相互结合，形成了日本著名的六大财团型(或金融型)企业集团，这些企业集团的成员大都是重化工业领域的企业或关联企业，企业集团的存在客观上降低了生产成本，降低了产业内上下游企业之间的交易成本，重化产业的发展需要不断的融资，集团内的大银行为企业的融资也提供了有利条件。

战后，日本多层次的银行体系对日本主导产业发展的作用主要体现在：

1.巨额融资功能

战后日本大企业的自由资本率还比较低，加上证券市场发展滞后，企业进行设备投资的大部分资金依靠银行供给。据统计，在日本重化工业高速发展时期，企业设备投资所需资金的60-70%来自于都市银行和长期信用银行为首的大银行。

2.风险分担功能

由于重化工业大规模的技术革新往往伴有较高的投资风险，通常日本银行采取协调融资的形式，以分散向大型设备项目融资的风险。比如，向乙烯成套设备项目融资时，首先由日本开发银行投入财政资金，然后由企业(集团)的主银行牵头实行协调融资，假设银行A向企业X的乙烯项目融资100亿日元，其它银行B、C、D分别融资20亿日元；另一方面，企业Y也在实施相似的项目，主银行B融资100亿日元，其他银行A、C、D分别融资20亿日元。这样，银行为了避免风险，与石化企业都建立了融资关系，通过这种关系，不仅减少了企业投资的风险，也降低了银行倒闭的风险。

3.公司治理的主导功能

银行不仅大量持股(20%以上)，而且在公司治理结构中发挥主导作用，从主银行与企业的对比关系上看，多数情况下主银行占有压倒性优势，从而使主银行拥有要求企业提供其经营管理状况等信息的能力，拥有对企业进行监督的主动权。

通常，银行在贷款前要对企业的信用和财务状况进行详细的调查研究，其中包括对企业负责人的经营能力、经营作风、企业的技术水平和工人操作熟练程度的调查，并对企业的配套工程、动力供应、原材料来源、产品销路以及投资的经济效果进行逐项审查，综合分析后再决定是否贷款，从发放贷款到回收本息的过程中，银行还注意检查企业的生产经营和资金使用情况，除了定期分析企业报表，还要求企业负责人当面汇报情况，发现问题及时帮助解决，银行对企业的严格监督管理，对于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

（六）适当的关税保护政策

战后的日本对产品进口采取了进口配额限制和高关税壁垒，以保护本国产业，日本加入GATT(关税和贸易总协定)后，逐步取消了数量限制，但是在贸易自由化中加强了关税抑制进口的作用，1961年和1962年，日本对现行的关税体制进行了改革，一方面随着产业竞争力的提高，逐步降低相关产品的关税；另一方面将部分商品由从价税改为从量税，制定紧急关税制，关税配额制，混合关税制等灵活的保护关税制，更重要的是建立了针对不同的产业实行生产资料低关税，消费资料高关税，针对不同的生产加工阶段实行初级产品，原材料低关税，最终产品高关税的“倾斜的关税结构”。这种新的保护结构，大大提高了保护的有效性。

日本政府分行业撤除高关税壁垒，首先撤除高关税壁垒的是那些已经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行业，汽车零部件的保护撤除是在1963年，早于汽车整车生产行业，汽车整车的高关税壁垒直到日本加入OECD的第二年，即1965年，才开始逐步撤除，但是到1970年，日本汽车整车的进口关税仍然高达40%。

日本政府在逐步撤消关税壁垒时，通常提前公布撤除的时间，同时宣布通产省对该产业的基本要求和发展目标，迫使企业根据市场机制，努力提高市场竞争力。在过渡期内，通产省会对企业给予指导和帮助，采取各种措施加以扶植，实践表明，这种做法是有效的，以日本轴承产业为例，当政府说明5年后开放市场后，它们相互竞争图存，当真正开放市场时，4家轴承企业都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出口大于进口，但是，韩国由于国内市场空间较小，只有一家轴承企业，宣布同样的政策，但是效果却没有日本好。

（七）巧妙的非关税保护措施

日本的非关税保护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1.制定国内税法，使国外产品在日本市场处于不利地位，日本对汽车曾征收过物品税，小型乘用车15%，中型乘用车30%，高级乘用车50%，由于日本在战后初期只生产小排量汽车，与欧美恰好相反，实际上对欧美车的销售起到遏制作用。

2.实行苛刻的技术检查，市场准入标准，进口到日本的产品要符合日本政府规定的复杂的技术标准，通过长时间的检查。

3.制定行业规定排挤外商，日本政府各个部门都可以制定一些行业规定，这些规定明显不利于外国商人进入日本市场，如日本建设省制定了很多参加投标的建筑标准，比如要有在日本参加多少年的建设经历才可以投标，实际上排挤了外国的建筑商。

4.文化，习惯因素的保护作用，这是无形的非关税壁垒，日本人在经济活动中有许多独特文化形成的交易方式，使外国人摸不着头脑，形成所谓的“弄不清的销售网络”。

5.独特的销售维修网络，日本大汽车公司形成了很庞大的销售网络，这样使进口汽车很难在销售维修，服务方面进行竞争，美国政府一开始施加压力让日本进口整车，后来转为进口零部件，因为在汽车销售维修方面，美国无法与拥有庞大销售、维修网络的日本各大汽车公司竞争，日本各大汽车公司与其销售店均有密切的联系，这是外国汽车无法比拟的，此外，日本政府制定的《大店铺法》也不利于外国厂商去日本从事销售经营活动。

6.注重研究立法的技巧，日本在使用非关税保护手段时，尤其在制定有关的国内法规时，有法律专家参与，十分讲究技巧，日本学者自己认为，日本人在法律解释某些做法方面不亚于美国人，很多政策的制定往往小心翼翼地试探后才公开，力争不让别国指责违反自由贸易竞争。

（八）严格谨慎的外资开放政策

日本于1955年加入GATT，1964年加入OECD，OECD在资本自由化原则上要求100%的资本自由化，日本加入OECD后，自然必须履行资本自由化的义务，迫于压力，日本政府不得不宣布分步骤地开放资本市场，分别于1967年，1969年，1970年，1971年，1973年5次逐步增加对外资开放的产业，但是仍然保留了石油工业，矿业等产业，并推迟了电子计算机产业的开放时间。

日本在选择对外开放的产业时都要经过认真的评价，日本提出了35个具体标准，包括企业规模、技术水平、开发能力、质量、性能、商标知名度、价格竞争力、设备的现代化水平、销售网络的完善等等，只有经过测评分析，具有国际竞争力时，才会向外国资本开放。

日本为了防止外资对民族工业的控制，在资本自由化方针中虽然表示“努力增加外资率100%的自动认可行业”，但是却明确表示“总的趋势是扩大外资率50%的自动认可行业”，以实现互惠互利，共同繁荣，只有特别需要发展的产业，股权上才会有所松动，而且前提是转让相关技术。例如，日本最初不允许IBM公司在日本生产电子计算机，但为了获得计算机制造领域的专利技术，后期才允许其投资。

日本对外资项目实行严格的审批制度，日本虽然对于向外资开放的部门实行外国投资自动认可制度，但是同时规定了三个条件：

一是新建的合资企业的日方股东中，经营与该企业同种业务的股东持有股票占一半以上，且其中的一个日方股东持有的股票占日方股份总额1/3以上，此规定是想避免合资企业的日方股东由于缺乏经营经验，即便股份比例在50%或以上，但企业实际处于外国股东的控制之下；

二是在新建的合资企业的董事、董事长中，日方所占的比率分别高于日方股东的股份比率，以避免日资比率虽然在50%或以上，但是外资却在董事，董事长的人数上占优势，从而控制本国企业；

三是新建的合资企业的经营决策不需要得到某些特定管理人员或全体股东的同意，防止外资方的少数意见阻碍日方根据多数意见做出决策。

1980年，随着日本对《外汇法》的修改，外国企业对日本直接投资基本实现了自由化，但是新的《外汇和外贸管理法》的27条第1项第2款规定，如果外国直接投资对日本国内与该投资事业同种或相关的事业带来明显恶劣影响时，可以采取搁置、变更、更改投资内容的措施，实际上对产业起到了保护作用。

日本在引进外资的方式上，以吸收间接投资为主，直接投资实际上只占不到10%，日本政府和产业界都倾向于从国外引进间接资金，以避免日本企业被外资企业控制，他们同外商举办合资企业的动机大都是被动的，主要是为了取得外商的商标和技术。

（九）教育为本的人才政策

日本从1950年代开始的20多年里，始终把教育计划作为经济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出了很多具体的目标和要求，为经济目标的实现发挥了重要作用。1958年，日本通过了《职业训练法》，对企业教育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很多企业采取学校形式对职工进行有计划的培训。同一年，日本《新长期经济计划》在“振兴科学技术”部分提出，“为促进引进先进技术和发展本国技术，在整顿研究开发体制的同时，要以加强高中、初中、小学的科学技术教育及充实研究为根本”。1961年，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第三章“提高人的能力和振兴科学技术”中包括：经济发展和人的能力，振兴科学技术，确立教育及职业训练制度三个问题，并提出了普及高中等教育，充实科学技术教育，扩充职业训练，增设工业高中，扩充公共职业训练机构，加强职业指导，增招理工科大学生，培养科技人员等发展目标和具体措施。1964年，日本《中期经济计划》的第6章“提高人的能力和振兴科学技术”中指出，鉴于熟练劳动力的供应不足和国际竞争的加剧，在此条件下发展经济必须采取如下政策：提高人的能力，提高科学技术水平，丰富国民生活的内容，提高文化水平，充实后期中等教育，普遍提高国民的能力水平，要充实研究生院和大学，培养高才能的人，要整顿充实职业训练制度，增招理工科大学生，增设工业高中，以培养科学家，技术员和技工，并强调为振兴科学技术而制定科学技术长期综合计划的重要性。1979年，日本《新经济社会七年计划》，在此计划的5项具体目标中，教育文化和学术研究占有很大比重，是其实现具体目标的有机组成部分，计划要求：改善充实学校教育，谋求充实大学质量，有计划地培养人才，振兴文化，振兴学术研究，谋求发展独立的，先导的学术研究，整顿学术研究机关，努力培养并确保优秀的科研人员。

第三节德国装备制造业摆脱困境经验#p#分页标题#e#

德国是高度发达的欧洲头号经济强国，是位居美国、日本之后的世界第三大装备制造业强国。其中，在装备制造业中处于核心地位的机器和设备制造业是德国就业人数最多、销售额位居各工业部门第二的四大工业支柱产业之一。20世纪70年代德国制造业的高速发展带动了机器和设备制造的快速发展。

到了20世纪80年代，由于劳动城本高、公司治理结构缺陷，以及企业太重视技术层面、忽视用户偏好等原因，德国制造业逐渐丧失了竞争力，从而制约了机器和设备制造业的发展。特别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德国机器和设备制造业在全球市场的份额一直停滞不前，包括机器和设备制造业在内的整个制造业都存在着加大技术创新力度和调整结构的问题。

面对这一困境，德国政府积极扮演倡议者和催化剂的角色，在充分发挥企业的主体地位下，开辟了企业之间、科研机构之间以及企业和科研机构之间就“21世纪的德国制造业”、“产品开发与产品制造”、“企业员工素质与技术创新”等热门问题进行对话的渠道。

在联邦政府的倡议下，来自工业界、科技界、行业协会、工会和政府机构的众多专家就“21世纪德国制造业发展战略”等主题进行了广泛深人的讨论。在此基础上，联邦政府于1995年出台了《制造技术2000年框架方案》，确定了关系到21世纪德国制造业发展的六大研究重点。依照该框架方案，联邦政府在1995-1999年的五年间投人资金4.5亿马克，对没有足够自有资金进行自主研究开发的中小企业给予经济上的资助。研究开发的重点，集中在机床结构优化技术、微切削加工技术、制造过程中的信息技术等7个方面。

为了21世纪继续保持装备制造业强国的地位，当前，德国政府正在实施新的改革措施。在新的经济政策中，德国强调调整产业结构与重组企业集团，加大科技发展支持，继续加强对中小企业研究、开发与创新活动的政策倾斜，支持高新技术企业的创建。

总的来说，德国装备制造业制度变迁的显著特征是政府始终为其创造一个开放与竞争的市场体制环境。如果说创新是德国装备制造业的灵魂，那么开放与竞争性的市场体制则是德国装备制造业发展的基石。历史和现实地看，德国装备制造业的兴起、发展壮大和竞争力提升都是市场良性竞争的结果，既没有过多的进入壁垒与行政垄断，也没有严格的贸易和投资保护以及政府的财政补贴，更没有不公平的竞争秩序。即使在面临困境的20世纪80年代，仍然坚待以企业作为主体地位，政府只是充当倡议者的角色，建立起企业与科研机构之间的沟通渠道。然而，政府始终没有放松对中小企业的技术扶持，这是因为，作为组装式工业的装备制造，其持续的竞争力离不开发达的中场产业所提供的零部件、元器件等，中小企业正是中场产业的主要载体。

当其他欧洲国家逐步失去了生产性，深陷“主权债务危机”时候，德国凭借雄厚的装备工业实力支撑，在此次经济危机中受到冲击较轻。

第四节美国装备制造业的成功经验

美国是当今世界头号经济强国，更是装备制造业大国。自20世纪20年代起，美国以轿车制造业、军事制造业为标志，一度执世界装务制造业之牛耳，使得美国在第几次世界大战与前苏联的军备竞笋中立于不败之地。但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80初期，美国受“第二次浪潮”的影响而强调发展第三产业，忽视了装备制造业对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保障作用；另外，军事制造业水平在世界各国中已登峰造极，且视大部分制造业为“夕阳工业”。制造业不像以前那样受重视，政府转而支持第三产业和信息产业。在此期间，美国政府对制造业的科技研发投入、产业扶持的力度明显减弱，致使制造业水平明显落后，国际竞争力严重下降，整个制造业遭到国际竞争者的致命打击。

1973年，全球出现石油危机，日本节能型轿车乘机大举进攻美国市场，这是美国传统机械制造业衰退的标志。1983年，日本轿车产量首次超过美国，从而取代了美国轿车制造业的霸主地位。与此同时，美国的机床等其它装备制造产品在国内市场的竞争力也明显低于日本、德国乃至韩国。由此带来的影响是，美国的物质生产基础受到削弱，对外贸易赤字也持续攀升。

面对现实，美国政府认识到经济霸主地位正在受到威胁，由政府亲自出面组织、协调并支持产业的发展。从20世纪80年代起，美国组织了各专门委员会，从农业、科技、教育等各个方面对美国制造业和制造技术进行了深刻反省。美国国家局通过对61个国家的数据研究表明，“机械的积聚是国家生产力增长的主要决定因素”，美国辛辛那提大学的研究报告指出“美国的主要工业在国际上保持竞争取决于在国际上最早获得新一代的机器设备”，着眼于21世纪制造业的发展，美国政府积极支持并参与学术界和企业界制定的“21世纪制造企业战略”，期望以此改变制造业的衰退局面。从此以后，美国政府强调发展制造技术，将其列为国家关键技术前六大领域之一。同时，美国政府改变了技术政策，第一次由政府出面组织、协调和支持产业技术的发展，成立了国家制造科学中心和制造信息资源中心，并相继出台了促进制造技术发展的“先进制造技术计划”和推动制造技术推广应用的“制造技术中心计划”。1994年是美国的制造技术年，先进制造技术是惟一重点支持的科技领域。

经过若干年的重振，美国的汽车、数控机床、工程机械等装备制造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1994年，美国汽车产销量超过日本，又夺回“汽车王国”的桂冠，以后逐年攀升，2002年美国汽车产量超过日本近20％。1995年，美国装备制造业的工业增加值为6380亿美元，位居世界首位。目前，美国的仪器仪表、飞机制造及集成电路等装备行业的研究开发与制造能力都是国际竞争力最强的。

从美国装备制造业的重振雄风中可以看出，一贯实行“加强竞争和开放市场”经济战略的典型市场经济国家，在发展制造业中也离不开政府的支持，政府在产业竞争力提升中起到“催化剂”作用，装备制造业更是如此。但是，美国政府支持的侧重点与日本有所不同，美国一直把技术作为政府支持的重点，通过促进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来达到产业竞争力提升的目的。

第五节美国再工业化对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的启示

为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美国推行“再工业化”战略，力图重振本土工业，寻找能够支撑未来经济增长的高端产业，通过产业升级化解高成本压力，实现经济的复苏。

“再工业化”是20世纪70年代针对德国的鲁尔地区、法国的洛林地区、美国的东北部地区和日本的九州地区等重工业基地的改造问题提出来的，主要是重化工业基地的产业改造和重新振兴问题。80年代初期，“再工业化”主要是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加速固定资产更新换代；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再工业化”主要强调产业的结构向高附加值、知识密集度高转型；21世纪的今天，“再工业化”主要是通过政府行为复苏制造业等实体经济。

实行“再工业化”并非只是一个简单的政策转变就能够完成，美国将面临很多问题，很多制造企业难以消化高额的成本和技术创新的巨大投资花费。为了保障“再工业化”战略的顺利实施，美国已推出了一些相互配合的政策和措施，如大力发展新兴产业、鼓励科技创新、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等，力图加快传统产业的更新换代和科技进步，以推动美国经济走向复苏。

首先，加强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协调发展。虽然在全球制造业中所占的比重一直比较高，但美国制造业占GDP的比重却在逐年下降。过度依赖以金融业、房地产业为代表的虚拟经济，使美国在此次危机中受到了沉重打击，市场大幅萎缩，以先进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的作用重新凸现出来，受到了美国各界的重点关注。先进制造业包含了精益生产、准时生产、清洁生产、柔性制造、敏捷制造、计算机集成制造、虚拟制造、绿色制造等众多先进模式，不仅能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产业发展，更重要的是能带来一场生产方式的深刻变革，提高经济抵抗金融风险的能力，从而扭转美国当前严重的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倒挂现象。目前，美国为了重塑制造业的优势地位，向实体经济转型，采取了诸多措施：比如加强振兴制造业的有关立法工作、鼓励制造业研发创新及产业化、大力培育新兴先进制造业和为制造业提供积极的金融支持等。

其次，大力发展新兴产业。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政府不断加大对新兴产业的支持力度。2009年2月17日，奥巴马签署《2009年美国复兴与再投资法》，推出了总额为787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方案，其中，基建和科研、教育、可再生能源及节能项目、医疗信息化、环境保护等成为投资的重点。2010年，美国在清洁能源技术和产业、医疗卫生领域、环境与气候变化、信息通信领域和材料与先进制造领域出台了一系列新的计划与政策措施。

第三，鼓励科技创新。金融危机发生后，美国并没有因此而大幅度减少研发投入。国会公布的《2009年美国恢复和再投资法案》的草案包含增加133亿美元科技投入，其中研究和开发99亿美元，研究和开发设施设备34亿美元。2010财年联邦部门研发拨款中，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能源部科学办公室和国家标准技术研究院为代表的基础研究主体的研发拨款朝着十年内翻番的目标稳步前进。美国对具有国家战略价值的新兴产业投入了巨资，借助于税收补贴等手段，利用杠杆效应撬动社会资本在这些领域的投资。美国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设立民用空间项目计划，组建公私合营企业探索清洁煤技术的商业化模式，鼓励私人投资进入宽带服务领域等，意在推动民间参与科技开发和利用，以保持美国的创新活力和经济增长。

第四，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美国把中小企业视为实施“再工业化”战略的主体力量，相继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和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和措施。2009年3月16日，奥巴马宣布计划从7870亿美元经济刺激方案中划拨部分款项（约7.3亿美元）解决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2009年10月21日，奥巴马宣布一项支持小企业发展的新计划，以帮助小企业渡过信贷紧缩难关。2009年12月11日，奥巴马政府计划将7000亿美元问题资产救助计划（TARP）的剩余资金用于扶持小企业，旨在遏制失业率高企带来的政治和经济不良后果；还准备要求国会对TARP进行修正，放宽将施加给小企业贷款机构的薪资限制及其他限制。美国政府还多次敦促美国银行为那些有可能增加就业机会的小企业提供更多贷款。

第五，重视产学研。2011年，奥巴马总统推出了"高端制造合作伙伴"（AdvancedManufacturingPartnership，AMP）计划。该计划由道氏化学公司和麻省理工学院共同领导实施，而非政府部门直接负责实施，主要致力于四方面的工作：建设国家安全关键产业的国内制造能力；缩短先进材料从开发到推广应用的时间；投资新一代机器人；开发创新型的节能制造工艺。可见，这是美国官产学研协同作战振兴制造业的一项重大举措。

第六节日德美三国装备制造业制度比较

美、日、德三个工业发达国家装备制造业的发展大致都经历了由弱到强的演变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均发生了一系列的制度变迁。

1.从制度变迁的目标看，日本装备制造业的现代化是为了摆脱落后状态，实现从无到有的转变；美国重振装备制造业雄风是在重新认识其重要地位和作用的情况下，实现强―弱―强的转变；德国装备制造业摆脱困境则是为了积极应对国内要素条件变化的挑战。

2.从制度变迁的手段看，日本主要是引入政府政策和法律，通过强制性制度变迁来实现其目标；美国和德国的制度变迁则是在开放的市场竞争体制下进行，以诱致性制度变迁为主。

3.从制度变迁的侧重点看，都把技术摆在突出地位并作为制度设计的着眼点，试图通过提升产业技术创新能力来实现其最终目标，但日本略有不同，除技术外还非常重视资金的扶持。就中国而言，现实的国情决定了装备制造业制度变迁的目标、手段和侧重点具有多重性。在目标上，从短期看是要实现中国装备制造业振兴和发展，改变与加工制造业相比相对落后的现状，满足国内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的现实需要；长远看则要提升中国装备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实现由装备制造业大国向强国的转变。在手段上，也需要由强制性制度变迁与诱致性制度变迁相合，采用政策、法律、体制改革等多种手段。在侧重点上，中国装备制造业的改革路径决定了技术与资金的选择只是其中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要实现体制和机制上的突破，这是中国装备制造业提升竞争力的关键。

第七节日德美装备制造业的特点

装备制造业是国家的战略性产业，在国际市场竞争中，高度发达的装备制造业和先进的制造技术，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国际竞争能力的重要标志和关键因素。在世界工业化发展进程中，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家都是通过装备制造业的发展而形成强大国际竞争优势。

一、美国、德国、日本装备制造业的发展特点（一）美国装备制造业的特点

美国传统的装备制造业主要集中在中西部一带，通常是指美国的伊利诺伊州、印第安纳州、密歇根州、俄亥俄州以及宾夕法尼亚等地区。这里有着多年来令世界瞩目的汽车城底特律、钢都匹兹堡以及重工业城市克利夫兰、芝加哥等等。

1.“研发与生产—出口—进口”的发展模式

美国在基础科学研究、世界领先技术方面具有较强的比较优势，是典型的工业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作为发达国家，美国长期对基础科学研究进行大量的投入和配置一流的研发力量，因此总能够率先进行新产品的开发与生产。新产品和老产品相比，更具竞争力，能获得更多的收益。当新产品在国内市场销售上升的同时，美国开始向后发工业国家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不断扩大份额。随着技术开始在全世界普及，竞争者越来越多。美国就开始跨国进行投资，向后发工业国输出资本和技术，在国外就地生产和销售。国外的产品成本大大下降，美国开始从国外进口产品，转向研究开发更高端的产品，开始又一轮的“研发与生产—出口—进口”过程。

2.跨国公司是装备制造业发展的主体

据统计，2010年世界500强企业中美国有140个，其中1/4左右是装备制造业企业，像比较著名的跨国汽车公司有福特汽车、通用汽车公司。这些跨国公司在国际分工中定位高端装备制造业，是装备制造业国际转移的承载者。像在信息产业中，美国英特尔公司的中央处理器和微软公司的应用软件几乎控制了全世界的计算机硬件和软件市场。

3.受到美国政府的大力支持

长期以来，美国政府致力于建设一个健全的、有效运行的国家创新体系。美国政府对产业技术的发展给予实质性的支持，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以促进制造业的发展。为抢占高科技制高点，增加产业竞争力，制定实施重大专项计划，推动产学研对关键技术的联合攻关。为了促进装备制造业的发展，美国政府还制定了一系列鼓励企业加大科技开发力度的税收优惠减免政策。由于美国政府的大力支持，美国的装备制造业聚集了高额的研发资金和大批高科技人才，其产生的效是持续的，为装备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

4.新兴装备制造业逐步成为推动发展的主导力量

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以前，传统装备制造业，如汽车产业，一直是美国装备制造业发展的主导产业。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新兴装备制造业包括通讯设备、计算机行业等所占份额开始逐步提高。与此同时，与此相关的高级生产型服务业，像软件服务业、IT咨询业等也被带动起来。这些新兴装备制造业创造的产值占美国国民经济总产值比重越来越高，并产生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已经成为推动装备制造业发展的主导力量。

（二）日本装备制造业的特点

由于受日本地理条件、自然资源情况以及对外贸易在经济中的地位等因素影响，日本的工业主要集中在太平洋沿岸的东京湾、骏河湾、伊势湾、大阪湾和濑户内海，这一狭长地带成为著名的太平洋带状工业区。这一地带占全国面积的20%，集中了全国60%以上的人口和9个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其中装备制造业重点分布在在京滨工业区、阪神工业区、中京工业区等几个工业区内。

1.“进口—国内生产—出口”的发展模式

日本作为后发工业国家的代表，其装备制造业经历了从不发达到发达的过程。最初，由于日本国内的生产技术和资本等要素尚不具备，不得不依赖从美国等工业发达国家进口高端产品。随着日本装备制造业的发展，逐步开始自行生产，通过国产化来替代进口。随着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创新和规模经济的逐步形成，日本开始逐步形成比较成本优势，产品开始出口国外。这种发展模式得益于日本特别重视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创新，从而推动了国内装备制造业的升级换代。

2.政府实行了合理有效的产业政策

在日本工业化进程的不同阶段，日本采取了不同目标的产业政策。战后复兴阶段，日本重点发展电力设备、造船业、汽车、半导体等产业，带动了日本整个经济的起飞。从六十年代开始，日本开始追赶欧美等发达国家，确立了“贸易立国”和“科技立国”的战略。日本政府专门就装备制造业方面颁布了很多法律和采取了优惠政策，促进了装备制造业水平明显提高，实现了成为世界级制造中心的目标。

3.装备制造业目前面临优势弱化的风险

日本的创新更偏重于过程创新，而忽视产品创新。日本对基础研究开发投入较弱导致基础研究能力薄弱，使日本在新一轮发展过程中得国际竞争力下降。日本的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在赶超后逐渐失去了强劲的发展势头，进入了技术模仿的瓶颈期。日本在半导体核心技术生产方面的比较优势已经让位于基础研发能力强大的美国，在造船业、电气机械制造、家用电器等方面已经逐步让韩国赶超，在技术含量低的门类其比较优势也已经开始失去，从主要出口开始变成进口。在全球信息化发展的大背景下，装备制造业开始逐步引进计算机辅助设计，与美国相比，日本在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新兴装备制造业方面发展较为滞后。

（三）德国装备制造业的特点

德国装备制造业主要分布在德国南部的巴伐利亚州和巴登-符腾堡两个州一带，慕尼黑、纽伦堡、斯图加特等城市集中了德国的通用设备、专用设备、交通运输、电气机械等行业强大的制造业集群。西门子、宝马、奥迪、戴姆勒－奔驰、博施、保时捷等世界知名企业的总部都设在这里。

1.“以人为本”的理念

上世纪90年代，美国大力发展信息业，而德国仍然把培养装备制造业工程师作为重点，其影响虽然表现为目前德国信息业相对滞后，但是装备制造业依然牢牢占据市场份额。德国公司特别注重培养熟练的技工人才，新工人必须经过严格培训并考核合格后才能上岗。生产实践中坚持师徒之间的技艺传承。德国在发展工业自动化过程中，同样强调人的作用，强调即使计算机管理整个生产过程，真正发挥创造性并起决定作用的仍然是高素质的人。在高福利的社会保障体系下，技术工人可以享用最好的福利资源，成为社会中产阶级的中坚力量。这样也就能保证高素质人才源源不断地补充这个队伍，为其装备制造业提供长久的发展动力。

2.“德国制造”的品牌

德标体系代表了国家对工业标准的主动干预，在数代产业工人的实践经验基础之上，由国家出人出力，在理论和标准的层面对行业产品进行统一规划，这样既有效协调了本土企业之间的竞争，又整体上提升了德国工业品的竞争力。时至今日，“德标”已经成为欧盟乃至世界范围内通用的标准，“德国制造”几乎成了品质和信誉的代名词了。为了保证质量，德标很多时候都详细规定了制造业某种产品的细节和流程，任何一件产品都必须严格按照德标的规定进行生产，每一步骤都有相应的检验核查标准。

3.“创新实力”的驱动 

与美国、日本这些发达装备制造业国家一样，德国这样的高工资国家，在装备制造业领域能够保持世界领先地位，根本在于拥有众多先进的专有技术，这是德国长期坚持参与研发领域国际竞争的结果，其创新实力来源于庞大的工程师队伍和研发投入。此外，德国的联邦和各州近年来仍不断提出加强科研的倡议，其中采取的措施之一是“精英团体”计划，支持5年以上的大型研究项目。有了优秀的人才和创新机制，就能不断培育出领先的技术。

二、发达国家世界级装备制造业基地发展的经验（一）装备制造业是奠定工业强国地位的基石

装备制造业在一国国民经济中处于极其重要的地位，是一个国家或地区获得持续国际竞争力的战略产业，装备制造业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国防实力的重要体现。它的发展水平直接反映出一个国家在科学技术、工艺设计、材料、加工制造等方面的综合配套能力，特别是一些技术难度大、成套性强，需跨行业配套制造的重大技术装备制造能力，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和技术实力。

世界级装备制造业基地的发展带动了整个国家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装备制造业是典型的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提高装备制造产品的质量、水平、性能，不仅可以降低工业综合能耗，也能为各行各业的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提供先进的生产设备和技术手段。除此之外，装备制造业本身包含机械、仪器仪表、电气等众多行业，又与材料、电子、元器件等行业紧密相关，是前向和后向关联度都非常高的产业部门。因此，装备制造业特有的巨大产业关联效应不仅可以实现工业结构的调整升级，还可以向其他关联产业提供技术装备，它的技术水平直接影响到其他产业的竞争力，最终带动整个产业结构的全面升级，对提高整个国民经济效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都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二）政府的强力扶持是世界级装备制造业基地成长的重要保证

无论是以前在装备制造业的发展时期，还是现在处于领先地位的阶段，美国、日本、德国等国家都给予了本国装备制造业强有力的扶持。这些扶持手段包括政府采购、税收减免、优惠贷款、资金投入、市场保护等多方面，而且在产业发展的各个时期运用的侧重点不同。

政府采用各种产业政策直接作用于装备制造业。美国产业政策的重点是鼓励技术创新，先后成立了国家制造科学中心和制造信息资源中心，制定了先进制造技术计划。另外，美国通常采用政府采购、军事订货、政府拨款等手段保护本国市场，一些公共设施建设也有设备国产化率要求。日本上世纪50～60年代有机械振兴法，对引进设备予以限制，支持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再创新，禁止重复引进。

政府采用注重营造环境的间接支持模式。美国、德国等国家装备制造业的支持更注重操用市场经济手段，通过市场作用的的发挥，调动企业的积极性来达到预期目的。美国政府不主张过多地干预经济活动，主张采取营造环境的间接支持模式。美国的经济体制被认为是最接近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有完善的产业组织政策，政府通过各种法律规范装备制造业的发展，维护公众的自由竞争和禁止垄断。德国政府也取消各种限制，致力于营造开放和竞争性的市场体制。在市场机制作用下，企业所做出的选择会更有效的利用资源，良好的环境在间接上支持了装备制造业的快速发展。

（三）技术创新是世界级装备制造业基地升级的主要力量

装备制造产品的技术构成和制造过程相对复杂，生产周期长。随着装备制造业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制造资源开始越来越广泛地在世界范围内整合、共享和优化配置。发达国家凭借其技术优势，将其产业链中低技术环节转移出去，而将含有核心技术的高附加值部分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技术创新已经成为产业结构升级的主要力量。为此，美国、日本、德国等工业发达国家都不断加大对装备制造业的研发投入，进一步加强核心技术创新。

美国通过税收优惠、市场支持和对高科技企业实行政策扶持来推动装备制造基地技术创新。通过政府科技投资的导向，引导和企业、社会、金融机构等进一步加大对技术创新的投入。以密歇根州为例，其汽车研发投入居全美之首。全州有330家汽车研发企业，平均年研发投入107亿美元，约合人民币730亿元。高新技术对装备制造业的影响力和渗透力在不断加大，进一步推动了装备制造业基地产业升级。领先的技术创新能力使美国的装备制造业基地已经基本脱离了中、低档产品，致力发展高端、高附加值的行业。

（四）大型跨国集团是世界级装备制造业基地的支柱

装备制造业资本规模大，只有经济实雄厚的跨国集团才有能力利用全球配置资源和开拓市场。美国、日本、德国等国家普遍重视培育大型企业集团，以此带动了装备制造业基地的发展，带动本国装备制造业的发展，这些跨国集团有时甚至充当政府代言人，组织重大工程建设、尖端产品技术研发和对外贸易等。如美国的通用电气、通用汽车、福特公司，日本的三菱、东芝、日立、丰田、日产集团，德国的西门子、大众、DMG，韩国的现代、三星等。这些跨国集团资产规模大，全球化配置资源，经营范围广，技术研发、系统集成能力强，普遍具有较强的融资功能。他们在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