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0。有害健康。健康风险提示：所有人的健康都可能受到严重影响，建议避免体育锻炼以及户外活动。”

这是美国驻华大使馆2014年2月25日下午3点，在推特(Twitter)上发布的空气质量监测数据。

每天早上，在抬头观察窗外之前，许多北京居民会首先查看智能手机上的相关应用，以了解当天的污染指数。只要指数低于100，他们就会略感宽慰——即便100较理想水平仍然高出很多;如果读数高于100，空气污染就将成为当天人们谈论的主要话题。

2月的最后一周，北京的空气污染指数始终保持在接近爆表的水平。在雾霾的笼罩下，太阳看起来像个薄薄的橙色圆盘，行人和建筑物都隐入了浓雾中，为北京平添了几分神秘感。在空气污染最严重的那几天，大人让儿童待在室内，路上的行人脚步匆匆，都戴着口罩，只露出一双眼睛。2月25日，世界卫生组织(WorldHealthOrganisation)驻华代表称这场雾霾为一次“危机”。

对高科技不那么在行的北京居民，例如今年64岁的牛佐轩(音译)，主要依靠官方广播或电视台的播报来获知当天的污染指数，但持续数日灰蒙蒙的天空已经使他对官方数据产生了怀疑。牛佐轩说：“我觉得，政府在信息披露方面还做得不够。”他正戴着一只蓝色的口罩遛弯，这是他每天的例行活动。

2008年，美国驻华大使馆在使馆屋顶安装了一台价值3万美元的空气质量检测仪，并在推特上实时发布空气质量监测数据。公众的压力、以及美国驻华大使馆屋顶上这台空气质量监测器，促使中国开始在各大城市安装空气质量监测设备并发布监测数据。今年，中国政府开始直接监控15000个污染大户。北京市政府召开了记者招待会以介绍应急措施，但因未实际执行这些措施而受到官方媒体批评。

通过采取这些措施，中国政府正以罕见的开放姿态接受公众批评。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监督将帮助政府在治理污染方面取得成效，而自上而下的治污举措迄今收效甚微。

至少在理论上，中国有严格的环境监管法规。政府的最新举措包括：强制要求高污染行业缩减产能、对减少污染排放的企业发放补贴、甚至取缔户外烧烤摊。这并不是政府通过行政命令治理污染的初次尝试。到目前为止，相关法律法规、以及针对工业产能过剩和污染大户的“运动式”整治都未能取得明显效果。

当前公众监督的增强可能有助于加强改革者的力量。改革者们担心，实权部委以及利益相关企业不顾代价地追求增长，可能造成不良影响。

公众对空气污染问题的施压，能够助环境保护部(MinistryofEnvironmentalProtection)一臂之力。在过去，如果一项法规对那些势力强大的利益集团造成损害，环保部就很难推行下去。如今，局势对环保部非常有利，该部在首次公开发布空气质量监测结果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将监测和数据发布网络扩展到了全国。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niversityofCalifornia,SanDiego)研究员沈岱波(DeborahSeligsohn)表示：“公众的愤怒对环保部有利。知道民众在施压以后，地方政府会更加严肃地对待环保部的指令。”沈岱波对中国的污染问题做了大量研究。

一项最新举措是，直接监测电厂、钢铁厂以及全国范围内其他工业设施的污染排放。令环境保护主义者感到失望的是，政府虽然收集了这些企业的实时污染数据，但仅在政府部门内部公布，而公众只能看到一份年度报告。但即便是这种程度的监督对于很多电厂和重工业企业来说也是件新鲜事，这些企业已经习惯于只听命于地方政府中的紧密盟友。

2013年1月的那场“空气末日”(airpocalypse)，激起了公众的担忧。当时，浓重的雾霾笼罩了整个华北平原，空气污染指数远远超过了可测量上限。那一年，参加全国人大会议的代表们提交了近400项有关环境保护问题的提案。

雾霾主要由工业污染、煤炭燃烧以及浓雾导致，现已成为了公众密切关注的问题。空气净化器以及口罩的销量飙升。学校的校长在决定是否允许孩子们进行户外活动之前，都会先查看一下每日空气质量指数级别。军事评论家则在电视上宣称，雾霾至少能够干扰美国激光武器，是对激光武器攻击的最好防御。

雾霾期间，一个段子广为流传，里面将毛主席的那句“为人民服务”的口号改成了“喂人民服雾”。

自然之友(FriendsofNature)的李波表示：“环境问题过去就好比大熊猫一样，距离大家很远，关系也不紧密，显得稚气可爱。现在，环境问题的挑战已经到了我们的家门口。每个人都认识到了这一点。”自然之友是中国的一家环保非政府组织(NGO)。

现在人们对于PM2.5高度关注，因为他们可以通过微博(Weibo，中国版推特)随时掌握本地和全国的空气质量情况。PM2.5是指空气中直径小于或等于2.5微米的颗粒物，能进入肺部，可能导致哮喘、癌症以及心脏疾病。

去年的那场“空气末日”持续时间比今年这场短，但污染程度更严重。那次事件使治污之战在城市中产阶级当中赢得了更广泛的民意基础。在智能手机应用的帮助下，人们得以将中国政府的数据绘制成图，或将这些数据与美国大使馆、领事馆记录的数据进行对比。虽然政府打压了所谓的“大V”，即粉丝人数达到数百万的网络意见领袖，但民众在网络上的集体情绪发泄仍在继续。

公众这种强烈的空气质量意识，是在经历了过去十年中一系列食品及环境安全丑闻后出现的，包括掺入三聚氰胺的奶粉，雨水管道爆炸，“江漂死猪”，以及有毒泄漏物污染江河、导致整座城市的饮用水供应被切断。

环保行动的参与者，过去只局限于中国小一部分受过教育的精英人士。他们取得了一些胜利，最著名的一个例子是，说服政府放弃在美丽而边远的怒江修建水坝的计划。但过于直言不讳的活动人士——特别是如果他们的活动是在农村地区进行——面临被毒打、骚扰或者监禁的风险，因为污染者通常与地方政府联系紧密。

虽然政府害怕民众走上街头抗议，但这种抗议对遏制污染几乎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中国的城市中产阶级举行过声势浩大的街头抗议，反对政府修建化工厂，特别是那些生产对二甲苯(PX)的工厂——这种化合物被用于生产聚酯。虽然官方为了平息示威承诺停建，但一些生产对二甲苯的工厂仍在运营。

中国农村地区也爆发了激烈的示威，抗议化学品和废水废液泄漏导致牲畜死亡、水污染以及儿童患病，但收到的成效比城市地区更微弱。有毒物质排放、土壤污染以及重金属污染，让中国农村许多地方饱受其害。

李波表示，面对当前的空气污染，“政府感到如果自身不采取行动，大规模示威抗议的爆发迫在眉睫。空气污染是有目共睹的。”他指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空气污染，人们才开始关注中国的环境问题，并认识到环境问题是可以得到解决的。但他警告称，精英人士对于空气污染的重点关注，可能导致土壤和水源方面的严重问题被忽视。

沈岱波同意李波的看法。她表示：“空气面前人人平等，而且不光公众，领导人也能非常清楚地看到空气质量状况。领导人可能不会每天都下乡视差，但他们看看窗外就能知道空气质量怎么样。”

空气污染问题解决起来并不容易，因为空气中的污染物化学成分复杂，同时还存在经济因素的影响。这些年来，在降低二氧化硫和二氧化氮排放、以及改进水质方面，中央政府曾设定过一系列目标。

政府在大型电厂和工厂安装了污染物排放控制装置，但在监测和标准执行上常常不到位。

过去政府的污染控制措施主要是颁布由技术专家拟定的政策目标，将整体目标在官僚体系内部分解分配下去，而在向公众披露信息或者发动公众参与方面做得很少。当美国大使馆开始发布从使馆屋顶采集到的空气质量数据时，北京市政府曾要求美方停止这种做法，随后还指责美方的数据不科学。

公众要求地方政府有所作为，面临这种压力的地方政府陷入了困境，因为要想控制污染源并不容易。例如，北京约有70%的污染物是从毗邻的工业省份河北吹过来的。

河北现已承诺将减少省内钢铁产量，并借助治污行动的契机关停了一些多年以来拒绝停产的中小型钢厂。由此导致的意外结果是，南方江苏省的钢铁企业提高了产量，导致上海今年冬季遭遇前所未有的严重雾霾。

中央政府去年9月做出承诺，将冻结富裕东部地区的新建燃煤发电项目，与此同时鼓励西部地区新建燃煤发电厂，而西部的水源供给较东部更为有限。中央政府还划拨专项资金，用于奖励减少排放的排污企业，这相当于是默认了重工业是很多省会城市的纳税大户和最主要的就业岗位提供方。

北京并不是中国空气质量最差的城市，但这里的外国记者以及中央政府官员数量确实是最多的。北京市去年10月匆忙宣布，如果连续3天出现严重污染，学校将停课，车辆出行将受到限制。上月的这场雾霾期间出现了连续3天严重污染的情况，但上述措施并没有得到执行——富有影响力的官方媒体罕见地对此做了尖锐批评。

正如2005年冬天的松花江苯污染事件，全中国就空气污染的严重性达成共识，或许也标志着环境治理出现了一个转折点。2005年那次苯泄漏，导致松花江面出现长达80公里的污染带，中国东北以及俄罗斯数千万人口的饮用水源因此被切断。在这场事故之后，中国开始加大协调力度，以整治水质问题。

但执政的中共并未打算让民众在污染治理方面发挥太大作用。针对微博上言辞尖锐批评者的打压运动已经大张旗鼓地开展了超过一年的时间。在党开展反腐整肃运动的同时，也有许志永这样的活动人士被判入狱。许志永曾呼吁政府官员公开财产。

中国环保主义者中的领军人物——马军，利用一个由政府污染数据组成的数据库，向企业施压，并提高公众的环境意识。他在借助公开信息抗击污染方面的丰富经验，在中国国内无人能及。马军表示，政府的治污举措将受到既得利益者的阻碍，除非政府能够通过定期公布有关工业污染源的数据，从民众那里获取帮助。

“如今的政策基本都是以自上而下的方式制定执行的。我们希望这种模式未来能够转变为民众能够参与的切实环境治理模式。”

找回“蓝天”路漫漫

上月在中国社交媒体上被广泛转发的一条信息，是中国国有媒体《中国日报》(ChinaDaily)在20世纪90年代初一篇稿件的标题截屏，该标题承诺要清除污染。

在这条标题刊出后的这些年里，中国经济增长迅速，成为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污染物排放量增长则更为迅速。

鉴于很多官员将不惜代价追求经济增长作为指导方针，“运动式”治污未能解决污染问题。

中国政府治理污染的努力取得过一些成功，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初，政府下令禁止外带食品使用发泡聚苯乙烯打包盒(即“白色污染”)，这种饭盒一度污染了道路周边、铁路沿线以及城市水道的环境。中国还在十年前淘汰了一种污染极大的铝冶炼工艺。但这种努力也遭遇过重大挫折，例如长江白鳍豚的灭绝。

但总的来说，中国的治污事业每前进一步，就会倒退一步。政府出台旨在提高透明度的举措，与处罚环保活动人士交替出现;治理富裕的中心城市环境的举措，却导致污染被转移至更加贫穷的内地。

作为申办2008年奥运会计划的一部分，北京承诺要净化空气。政府采取的举措包括，将一些工厂迁出北京市区，限制车辆出行，并设定了全年最低“蓝天天数”目标。首都市民在奥运后还额外享受了好几个月的清洁蓝天，因为全球金融危机使很多地区的工厂较计划关停了更长时间。

一开始，尽管北京也采集PM2.5的数据，但政府仅向公众公布PM10(即直径小于或等于10微米的颗粒物)的数据。政府最初的这些努力招致的批评多于表扬，因为政府公布的监测数据，常常与美国大使馆公布的监测数据相差甚远。为实现之前设定的“蓝天天数”目标，政府公布的数据是经过篡改的。

一份维基解密(WikiLeaks)电文，记录了2009年一位中国外交官与美国大使馆官员一次“紧张”的会面。当时，美国大使馆的污染监测数据在推特和中国媒体上已经吸引了越来越多人关注。那位中国外交官指出，美国大使馆在推特上发布的空气质量监测数据引发了“混乱”，并在中国公众中产生了不好的“社会影响”。

不过，美国每天公布空气质量监测数据的做法产生了效果。2012年1月，北京终于开始向公众公布自己的PM2.5监测数据。

编辑：吴明
装备制造业品牌顾问与产业研究专家-中工联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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